忆父亲冯乃超
□ 冯 真
编者按：今年是“左联”盟员冯乃超先生诞辰110周年，冯先生之女冯真女士给我们寄来长文一篇，现节选其中一段刊出，以示怀念。
冯乃超原籍广东南海，1901年生于日本横滨市的一个华侨商人家庭。1930年参加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推举为《理论纲领》的起草人，并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次年任文化总同盟书记。1938年到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任职，并参加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任理事兼组织部副部长。1946年赴香港，任中央华南分局文委书记。1949年调北京中央担任中山大学领导职务。1975年调任北京图书馆顾问。
我同父母亲相处的日子并不多，父亲又是一个寡言的人，很少讲有关自己的事，但就在有限的接触和交谈中，父亲的一言一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随着岁月的流逝，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我对他的怀念也越来越刻骨铭心。
坚韧不拔的地下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血腥气弥漫中国。我父亲毅然从日本回国投身革命，先是从事文学方面的工作，筹建左翼作家联盟，后来又根据党的指示从事地下工作。他告诉我，他自己那时虽然不赞成党中央在上海搞的飞行集会等一些行动，但还是去参加了。1932年，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因叛徒出卖遭重创，不少同志牺牲了。潘汉年转达上级的指示，要父亲立即撤离上海，隐姓埋名、投亲靠友、停止公开活动。即使红军打进了武昌城也不要自作主张贸然出头，但可以以普通正直人的身份做点小斗争。
我父亲到岳父李书城那里做事时，看得出有几个国民党特务经常盯他的稍，但是因为他岳父是同盟会元老，连蒋介石都不敢公开得罪他，所以特务们也不敢对父亲采取行动，于是他得以潜伏下来为党工作。记得父亲回忆他在武昌的那段生活时，曾给我讲了一个笑话：他作为湖北省民政厅的官员，在编制各县大小官员的工资花名册时，查出有几十个叫刘备、几十个叫关云长、十几个叫张飞、岳飞、武松的……，都是伪造出来吃空额的。为此他作了一个统计表公布出来，对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舞弊做了揭露。
抗战胜利后，党的上级领导决定文艺界的同志配合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宣传攻势。父亲奉党的指示让郭沫若同志利用自己的威望在上海进行讲演。郭伯伯四处奔波，到各大、中学去做要和平、反内战的演讲。大约讲了两个多月，一天他在群益出版社（楼上是我们临时的家）对我父亲说：“咳！上海是一潭死水，我的演讲像蚊子叫，起不到什么作用。”父亲鼓励他说，“你的演讲不能用蚊子叫来比喻，你是在散播发酵粉，发酵粉过一段时期就要起作用的。”于是郭伯伯又鼓起勇气四处演讲，我就读的教会学校崇德女中的一些高班同学（后来知道是中共党员）也让我出面请他来校演讲过。过了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上海市民欢送雷洁琼、陈振中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的大游行震动了上海，参加者有男女工人、大、中学学生、店员等，就连平素最不问政治的教会学校的学生，包括我所在的教会女中学生也跑到街上举着小旗喊出“反对内战”、“要和平”、“成立联合政府”、“要民主”、“要自由”等口号。我知道，这是共产党员和郭伯伯撒下的发酵粉双重作用的结果。
自找苦吃、自觉锻炼
１９46年春夏之交，父亲由重庆来到上海，这是我们久别后的重逢，我一天都不想离开他，于是，父亲便带着我去了许多的地方，见了很多的人。记得有一次我们到胡风伯伯开的“小小书屋”，回家时遇到了戒严。我们无法坐车回虹口，于是就像夜游神似地在大街上闲逛，直到半夜才回到家。一路上，我们无话不谈。父亲问了我许多问题，其中令我难忘的是，他问我有没有过饿饭的体验，有没有过露宿野外的体验。我回答说，我没露宿过，但也可以说饿过饭。因为，日本鬼子在上海期间，我们天天喝米汤，顿顿吃不饱。每天下午脚背就肿，下肢也能用手压出坑来。父亲告诉我，他在横滨当学生时和抗战期间在重庆曾有过饿饭和露宿野外的体验，并说这种体验对一个人的性格成长很重要。“当一顿或几顿都没有东西下肚时，或无家可归、露宿野外时的体会是非常难得的，你会想得很多很多，天上、地下、宇宙万物、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我说，我没想过这些，只想到日本鬼子把好大米和青菜运走了，给我们留下被虫蛀空、发臭的大米。父亲听后对我说：“有一种同广大人民共有的感受，也算是收获，总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好。”
我问他，为什么在大革命失败了你还决定回国参加革命？他当时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说：“世界上的道路不是笔直的，革命有时会受到挫折，一些人会被吓倒，但我相信正义的事业最终必定胜利。一个人要学会自找苦吃，锻炼自己的意志。年轻时我的生活可以说是十分优裕，但我并不满足，经常注意自找苦吃，如利用假期去爬山远足，走得精疲力竭了，还要往前走，肚子饿了还要向前走……。我还经常在大海中迎着海浪游泳，皮肤被晒得像黑缎子一样，家里人因此叫我‘黑超’。这是坚韧意志的锻炼，对将来的艰苦斗争是一种演习，这也是一种培养悟性的手段，可以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领悟个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生死关头、临危不惧
就在那次谈话中，我还问父亲有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父亲说：“可以说经历过生死关头，但没有真正经历生死考验。因为每次生死关头都是来了又去了。”于是父亲给我讲了他年轻时经历的一次大灾难：
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年仅23岁的父亲住在横滨的一所石结构房子的二楼上。中午时他听到咯啦啦的声响，屋子上下抖动，意识到是地震，于是立即钻到一个硬木大洗脸架里面，像坐升降机一样从楼上降到了地面。当他从架子里挣扎出来，只见满目瓦砾，整条街都起火了。他想起五叔家有一个没满月的婴儿，又回到另一座仍在摇晃的楼里。正在坐月子的五婶怎么说也不肯出门，她说我出去也一样活不成，托我父亲把“小丫仔”带出去逃生。这时，海水上涨，父亲只好抱着婴儿跑到海水中，前面有大火的热浪灼烤，背后有海风劲吹。许多逃出来站在海水里的日本人看到海水忽儿涨过肩，忽儿退到膝下，凭经验和传说认定是海啸的先兆，于是，一片恐惧的情绪笼罩着海滩，有念佛合十作揖的、有向苍天呼叫祈祷的、也有人被吓得神经错乱而高声尖叫。而父亲却举着一直呱呱哭的小堂弟在海水里平静地站了几个钟头，终于等来了救生船，把小堂弟交到救护员的手上并拿到一张收条后，沿着海岸边的浅滩走到另一座城市。父亲说，“我那次是凭着求生的本能，躲过了死神的召唤，纯粹是碰运气，谈不到考验。”
父亲还给我讲了在上海遇到的几次险情，我大约记得这么两次：一次父母抱着我出去办事，返家时碰到站在弄堂口的二房东，她摆手示意，把他们引到另一个弄堂后说，刚刚来人搜了家，现在还有人守候在屋里。父母听说后就十几天都没有回家，直到危险过去。另一次，我母亲抱着我坐在搬家的车上，开车时，跳上来一个男人，母亲以为是押车的就没在意，车行至半路，那人突然问：搬到哪儿去？母亲如实回答。到了目的地，恰巧房东热情地叫：啊，大姑来了！那个男人可能看不出什么疑点，就走了。母亲问搬场工人和司机，都说不认得这个人。父亲虽然认为那次可能是母亲的大意反招来了福气，但为防万一，他们还是马上又搬了家。父亲说：“这些都是擦肩而过的的危险关头，但还是没有经历严重的生死考验。不过我时刻准备这一天的到来。”
1946年秋，父亲显得特别忙，后来知道是布置撤退。这时，李先念同志率领的部队在盐城一带被围，内战已打起来了，眼看蒋介石的魔爪马上就要伸向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我们北四川路恒丰里群益出版社的家中也发现了点异常的事：一个苏北的佣工不肯给我们做饭。她说：“有人说你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在苏北指使穷鬼分了我家的地。”我笑着问她：“你看我们这些人像不像共产党？”她迟疑地说：“不像。”就在她辞职两天后，董必武的夫人和茅盾的夫人相继深夜敲门来问：“你爸爸回来了没有？”并告诉我说有两个青年人在中午和下午两次来家问董老回家了没有，到哪里去了，问得很奇怪。那几天，我为了等门，每天都睡得很晚。父亲后半夜才归家，当他听我讲述两位伯母的话后，马上就取出一叠文件，要我拿到厨房去烧掉。父亲随后也同我一起烧，并同我谈到，中国的黑暗时代一定会过去，这需要许多人勇于作出牺牲才能实现。现在我随时随地都有坐班房和被杀头的可能，要做好准备。
就在这次，父亲提出要我马上去解放区。我说，妈妈犯病，需要我照顾，而且，我还要参加学校的反蒋民主斗争。他回答说：“你妈妈的病，我们可以自己想办法，这么多年你不在身边我们不也过来了吗？你太年轻、没有经验、帮不了我们的忙，相反你在上海的这点小斗争可能会暴露我们，坏了大事，因此要甩掉你这个‘小包袱’，况且你到解放区还有另外的革命工作可做。”父亲在安排好一切后，不久就奉上级指示撤到香港去了。几十年前父亲在危难来临之际毫无惧色、沉着应变的表现，他肯于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牺牲的决心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八十年代初，父亲经历过11次心脏停跳的临床死亡，在医院的全力抢救下又一次次活了过来。医生说，冯老脾气好，所以能配合我们取得胜利。父亲有时被抢救过来后，望着自己身上仪器打出的一个个青紫印，拿自己开玩笑，毫无紧张、恐惧之心。他还对老朋友说，马克思召我去了，我去过又回来了。父亲面对死亡的到来表现得非常平静。
走革命道路、当普通一兵
还记得我刚学会写信时，父母就不时写来长信，鼓励我好好学习、好好认识生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抗战时期他们从重庆寄来的一封信中，描绘他们在重庆郊区农村住的用大白粉刷白了的小土屋、门前种的瓜豆、以及那里的小孩、小狗、水牛等，还告诉我他们想当农民，问我愿不愿当农民。他们对待艰苦生活的乐观态度，对当普通农民的向往，都给我很深的感染，使得当时住在沦陷区上海又远离双亲的我，有了力量去战胜儿童式的孤寂和彷徨，使我不至于染上当时上海少年儿童中常患的忧郁症。
在我去解放区前，父亲在帮助我打点行装时我们一起谈了许多。我明知故问父亲是不是共产党员，什么时候入党的。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肯为劳苦大众利益而奋斗和牺牲的人才配当共产党员。我又问：“有人说中国只有大贫小贫，没有富人和穷人之分，所以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这种话对吗？”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让大家都富起来，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我愿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吃苦，希望你也走这条路。”他鼓励我到解放区后要好好学习理论，懂得为什么要革命。父亲还嘱咐我：“你到了那边后，有些人可能会因为你是我的孩子而对你特殊照顾，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你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青年学生，没有什么特别的身份和贡献，希望你时时刻刻牢记自己是普通一兵，努力适应艰苦的生活环境，刻苦地学习和锻炼，并且要虚心向工农大众学习，他们在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中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人生见解，要克服小知识分子以为自己识几个字就看不起体力劳动者的毛病。”这一次我们不知不觉地谈到次日凌晨4点钟。
1946年，我带着缝在袜带里的父亲写的介绍信，辗转来到华北解放区。我牢记父亲的嘱咐，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克服各式各样困难。那时，张家口行将沦陷，华北联合大学更名为平原宣教团先期撤出转移到冀中，行军一个多月，平均每天走70华里（有时要走100多里），在这疲劳的行军中，年仅16岁瘦弱矮小的我坚持背上自己的全部行装，跟着前边高个子的班长，一步不落地疾走，没有掉过一次队，并且还不时唱起革命歌曲以鼓舞同学们的士气。到达目的地后，我被大家评为行军英雄，我所在的三班也没有一个人开小差。
父亲1946年曾对我说：“我是永远不会老的”。那时我想，人总是会老的，怎么可能永远不老呢？经过几十年以后，我终于理解了他这句话的深意。父亲对待艰苦生活的乐观、对待名利地位的淡然、对待生死的豁达，的确使他超脱了狭隘的小我，达到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父亲去世后，同他接触过的人见到我时总是说：“我非常怀念你父亲”或“我非常敬仰你父亲”，称赞他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人”，并深情地讲述父亲生前一桩桩感人的往事。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个纯洁高尚的人。望着父亲的照片，仿佛他仍然带着安详的微笑在看着我们……是的，父亲的精神与情操是永远不会衰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