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高剑父在虹口的尘封记忆
□ 陶喻之
赴虹口参加“沈尹默论坛”期间，因话及沈尹默先生前半生跟“南社”先声“神交社”发起人、秘密收葬“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大将军的沪上义士刘三的诚挚交情，自然不免令我同时感及刘三当年在上海跟“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高剑僧三兄弟之间的另一段不薄私谊来；而且高剑父夫妇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初叶以前，还曾经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两条弄堂里断断续续生活过不短的时光，这些文化轶事如今恐怕早已乏人知晓了。现藉《虹口文化》报一角，将这一段尘封的佚史介绍给大家。
１９１１年底，曾积极参加广州反清政治活动，身任“支那暗杀团”团长的高剑父因感辛亥革命成功转而投身美术革命，他以广东省政府赞助资金，率兄弟等多人来沪，创办颇具岭南特色的国内出版史上最早采用铜锌纸版的综合美术类期刊——《真相画报》，社址设于跟当年“岭南文坛四家”之一黄节、邓实和著名画家黄宾虹开办“神州国光社”同一条弄堂的福州路东首“惠福里”。
高剑僧乃当年随高剑父来沪创业同胞小弟，约１９１３年《真相画报》停刊后随高奇峰赴日留学，１９１６年结束负笈留学生涯拟回国前夕不幸身染时疫去世，故传世画作最少；不过，香港艺术馆弆藏高剑僧《三鹭图》十分明确为其沪上作品之一，因款题“少屏二兄先生雅属，癸丑（１９１３）秋高剑僧写”，系他贶赠位列南社第四位领导者朱葆康的证据。
朱葆康字少屏，以字行，同盟会早期会员。归国后协助柳亚子、于右任创办《复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等一系列进步报刊，特别协助于右任《民立报》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中发挥了正义舆论喉舌作用，影响极其深远。
由于朱少屏筹备南社时已跟同道刘三熟稔，故不排除三高与他在黄叶楼结识而一见如故成为好友。因为事实上高剑僧沪上生活时间最短，顶多一年左右；考虑到朱少屏擅长交际的乐观秉性，高剑僧应他鼓励作《三鹭图》出于偶然成份居多。但从中人们进一步获得三高跟沪上文化界特别南社人士交游凭证；因该画尽管落款以高剑僧署名，可画面上三只孤傲高洁的鹭鸶，象征意义却仿佛并不限于他个人，而是三兄弟在以鹭自况，足见他们均与朱少屏关系融洽；而高剑父虹口北四川路第一处住址的落实，更佐证了这样的猜测。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９日南社百年纪念活动之际，笔者巧遇朱少屏幼子朱桐生先生，据他回忆６岁曾有人称高剑父夫人的“宋先生”担任他幼稚园保育员，具体园名为“启秀幼稚园”。循此线索追踪，答案慢慢清晰起来。“启秀”即是始建于１９０５年的今上海市启秀实验中学前身——启秀女中，首任校长为清末本埠洋务运动先驱者之一轮船招商局会办、１９０２年在沪开设景纶衫袜厂的徐润二女徐婉珊，而校董之一正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秘书的朱少屏。因徐润为旅沪粤籍买办，故学校创始初期设于当年旅沪粤人聚居的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１８号。
关于高剑父穿针引线邀请南社友人、社会活动家朱少屏相帮启秀女中顺利实现沪上办学愿望，和他与曾任“广东女子北伐队敢死队”队长的宋铭黄，在上海经辛亥革命元老黄兴证婚结缡，宋铭黄任启秀幼稚园保育员，甚至自己两个子女也在启秀上学的逸闻，本来仅限于上述几位“启秀”当事人回忆，并无旁证资料。好在经检１９１６年任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创办于沪上《寰球》杂志第１卷第３期，果然有署名“启秀幼稚园主任宋铭黄”的著述，题为：《幼稚园对于家庭社会国家之关系》，由此成为印证和补充口述史料的有力凭据；同时进一步验证了朱少屏为人乐善好助记述的真实性，更成为岭南画派早期沪上活动研究的意外收获。另据《寰球》１９１７年第２卷第１期《寰球中国学生会题名录》普通会员补遗二 宋铭黄名下载：“广东，启秀女学校教员，北四川路祥顺里四十号。”案，“祥顺里”位于虹口四川北路东侧邢家桥北路２２３、３２２弄，今已无存。据分析，可能高剑父上世纪１０年代先住于此。鉴于邢家桥北路位于虹口港北，而虹口港南通黄浦江，故高剑父沪上画作但凡有题“吴淞江上”云云，或即作于祥顺里者也未可知，一如客居附近横浜桥堍的粤籍南社社员潘兰史（飞声）斋号“翦淞阁”一样。
高剑父位于北四川路的第二处寓所在今四川北路１５４５弄“大德里”，并毁于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说，始见于广州美术学院陈少丰先生撰写的《高剑父年表》。据在此居住几十年的居民口述，弄堂楼房始建于上世纪２０年代，制造商为安源钱庄主；建筑设计讲究线条，属砖瓦结构；按目前所剩不多粤式腰门风格判断，这里当年应是一处以粤籍高级职员为主的居民住宅区。２００９年５月虹口区在整治老弄堂“百弄优化”施工期间，工人于修缮老建筑水泥墙面时，还意外发现墙背隐藏着数十块文明用语宣传碑，内容为“倾倒垃圾，切勿狼藉”、“禁止招贴，如违送局”、“敬惜字纸，延年益寿”等。据居住有年的老房客反映，这些墙面宣传刻字属当初建造时刻。而结合高剑父夫人宋铭黄１９２４年还在附近东宝兴路启秀女中附属幼稚园任保育员的经历推测，他们上世纪２０年代中期由北四川路对过祥顺里搬来入住新落成的大德里完全可能。因为大德里完全建成后的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申报》增刊曾经发表过高剑父致印度著名诗人、画家泰戈尔函，谈及拟在沪北大德里寓所筹办“东方国际美术协会”，只是具体方位今已难周其详，估计在弄底接近新广路位置，故而“一·二八事变”时首当其冲，为轰炸闸北的日军流弹炸毁。而有关高剑父虹口住宅大致位置的落实，以及最终痛别上海虹口，还跟他创作唯一一幅涉及上海本土重大历史题材的时事绘画作品有关。
上世纪３０年代头两年，高剑父壮游南亚到印度从事美术考察与创作，直到１９３２年２月７日方从印度返回广州。而一周之前的１月２８日，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爆发，高剑父当初在沪寓所大德里，恰好处于日军进犯枪炮射程范围。密集炮火轰炸之下，家宅一夕被毁，所幸家人安然但恐慌可想而知，遂举家迁回广州。自此，高剑父告别了他曾在此创业、奋斗、生活而断断续续有十多年光景的第二故乡彻底回归岭南。故整个３０年代他几乎没有在沪上留下过一件属于创作于兹的绘画新作。
不过，值得重视的是，高剑父有一幅主题、画面跟这一上海时事密切相关的新作，却是他本人和观众都刻骨铭心为之动容而且眼熟能详的，那就是今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创作时地不详，甚至画面未题图名仅署“剑父”名款，但一望而知是反映“一·二八事变”的《东战场的烈焰》，它实属高剑父唯一一幅内容跟上海相关，且是跟发生在沪上国事、家事都密切攸关的宣传画，和以熊熊火焰色占据大幅画面来表现上海战区一隅残垣断壁而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写实画。
《东战场的烈焰》当是有切肤之痛的画家饱含民族激愤，以画笔对日军打响上海战役造成惨绝人寰滔天罪行的强烈控诉，可谓不著一字胜有声。惟让人扼腕痛心并意想不到的是，就高剑父、“二高一陈”艺术生涯乃至整个岭南画派崛起产生巨大影响，和高剑父印象中充满美好记忆的上海，最终流露在他笔底，也是平生仅有描绘上海景致的画作，竟会以如此惨烈的画面出现在世人面前。
很显然，高剑父也曾经严肃思考过日本侵华这一恩将仇报的痛苦议题。特别是高剑父倡导的“折衷派”绘画理念，很大程度上取径于日本近代绘画；而日本绘画从根本上说是以取法中国晋唐宋元艺术为主居多。就这样一个曾经谦恭好学的国度，竟一下子变得仿佛恶煞凶神般杀气腾腾，这一严酷的时事现实，自是包括高剑父在内的所有有良知的中国艺术家长期困惑不解并愤怒着的思索。故１９３３年５月高剑父在沪版《艺风》月刊第１卷第５期发表《对日本艺术界宣言并告世界》文，声讨日本军阀“竟于前年九月十八日夜，偷袭沈阳，强占我东三省，旋藉租界捣乱天津。去年正月复背约攻我一无防卫文化重心之上海城市，蔑视国交，背弃公约，暴戾恣睢，举世侧目，甘冒世界之大不韪，破坏世界之大和平。且以种种非人道之暴力，残害吾民，毁炸城市，毁炸水灾收容所，焚捣各大学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之重要文化机关。世人所认为文化基础之原则者，胥破坏无余。今又夺我榆关，攻我热河，凶焰滔天，甚于沪淞。凡此种种，罄帛难书。……即上海一役，曾目击我无辜之良民、学者、艺人，受贵国军阀暴力之赐，转瞬粉身碎骨，化作虫沙者不可胜计……即以上海一区而论，昔日之繁华绚烂，风景清美，于此伟大自然中，共同歌笑；今则极目荒凉，街号巷哭，又不禁与之同悲同泣矣。”最后他寄希望于日本美术界“起而联合艺术界，及民众团体，一致奋起，大声疾呼，作人道和平之大运动，吁请政府军阀即罢侵华之兵；或将此次东北、上海战地惨状图绘宣传，以冀唤醒英雄沉梦，剔开豪杰迷途。”高剑父此文堪称是继１９３２年２月３日包括鲁迅、陈望道、茅盾、叶圣陶等４２名沪上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各界告世界书》，抗议日军暴行之后中国艺术界发出的紧急呼吁。
事实上，“一·二八事变”后沪上不少画家义愤填膺，纷纷创作过各种题材的抗战画，像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曾孙胡亚光的油画《一·二八之魂》发表于《大上海画报》创刊号首页轰动画坛；同年７月９日，曾加入南社纪念会的画家王济远赴淞沪战地写生后举办战地遗迹画展，展出《一片焦土》、《劳动大学之钟楼》、《浩劫后之江湾》、《劫后余灰之吴淞》等作品；不日，另一位加入南社纪念会的画家朱屺瞻先生也创作了淞沪战场遗迹作品数十幅，举办淞沪战迹油画展览会。１９３３年６月，曾与第十九路军粤籍军长蔡廷锴共同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的代理六十一师师长、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还曾将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大礼厅改建为一·二八纪念堂，向全国美术家公开征集画稿。时年２４岁的青年画家张云乔，以满腔爱国热情创作的大幅油画《血战宝山路》应选；同年８月１０日纪念堂、园、亭正式落成，悬于纪念堂内。当时堂内还挂有参战将领画像、阵亡将士遗像、作战图和其他抗战画像；有鉴于此，高剑父《东战场的烈焰》不排除是为此应征而作亦未可知。因为此图“原题《淞沪浩劫》，是高剑父对１９３２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役，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炸成废墟的遗址写生，有易大厂题‘劫有余灰骨未寒，血余淞沪使心酸。高翁沉痛为民写，勿作咸阳一炬看。’”直到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８日，江湾上海市立图书馆还举办过一·二八两周年书画展览会。
而上述高剑父《东战场的烈焰》，更大的可能表现的正是自己沪上寓所虹口大德里弄底被日军炸毁惨相，这不仅有图右下方一段被炸残存的沪上常见新式里弄拱形弄门架构及远处本地建筑屋脊为证；而且抵今大德里前弄堂四川北路弄口镶嵌１９２７（年）铭文字样，见证当年建成的过街门楼建筑尚保持完好无损，说明前弄堂东弄口未受当初战火殃及。但最早营建的后弄堂靠近新广路、川公路民居建筑已非前弄堂新式里弄般整齐划一规模，而是一片简屋、棚户。鉴于这里距离当年战区闸北宝山路和淞沪铁路只有一箭之遥，回顾历史不能不令人相信这一带曾经遭受过战争创伤；而追溯还原起来，恐怕正可与《东战场的烈焰》呈现的画面相吻合，高剑父旧居应该就在那里。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