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爱京剧
□ 周七康
我家有一样宝贝，它就是爸爸留下的两把京胡。一把由妈妈保管，另一把在二姐靖康家。妈妈每次收拾东西时都要拿出它来看一下，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好。爸爸走后，在北京和上海已搬过十几次家，很多东西都放弃不要了，可这把京胡却一直珍藏在家里。每搬一次家，这把京胡是重点保护对象。
爸爸虽已离开我五十七年了，但我还记得他拉琴的样子。星期六到了，我和妈妈从灯市口全国妇联的家到颐和园对面的马列学院另一个家与爸爸共同过周末。老远的地方，就能听到清脆而响亮的京胡拉出的那熟悉的《东方红》，我知道这是爸爸在拉他心爱的京胡。我情不自禁地跟着琴声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一跨进爸爸住的院子，就看到他坐在院子里专心地拉琴，看见我走进院子他都不舍得放下胡琴，直到让我唱完歌，他才放下胡琴。走过来抱着我用胡子扎扎我。有时我还能听到他拉一些京剧曲牌。至今他拉琴的模样还能显现在我的脑海里，他那清脆的琴声还能响在我的耳旁。
在北京的那几年，他还带妈妈和我去看梅兰芳的演出。进了剧场没多久，只听得匡才，匡才，匡匡才的锣鼓声响起来，爸爸脸上堆满了笑容，慢慢的，锣鼓声响的我有些坐不住，好一会儿，演出才开始，演员一出场，满场的掌声，爸爸也大声地鼓掌，还让我好好看，我一句也听不懂，没多久，我就依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又一次掌声把我惊醒，只见爸爸还是大声地鼓掌。演出结束了，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仍然看到的是爸爸大声而且长时间的鼓掌。过了一段日子，爸爸又带我和妈妈去看梅兰芳的演出。我说京戏看不懂，不想看。平日里，爸爸总是宠爱着我。可我说不看京剧可不由得我。匡才匡才的开场锣鼓还没完，我就已经睡着了。直到演出结束，依旧看到的是爸爸大声的鼓掌。
妈妈常说爸爸有一副好嗓子，特别喜欢唱京戏，有时还会自拉自唱。二姐也是个京剧迷，她告诉我，爸爸最喜欢唱花旦。她喜欢京戏就是受了爸爸的影响。怪不得爸爸会送她一把京胡。
爸爸喜欢京戏，但工作实在太忙，不能经常到剧院看戏。在三反运动最繁忙，工作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就越是想听听京戏。1952年春，当他拿到了建国后第一笔稿费的时候，就去买了一个苏联产的收音、留声两用机回来，还有一个精美的小箱子，里面装着二十张京剧、川剧、山西梆子各流派名角灌录的唱片。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这个两用机，这可不是每家人家都有的东西。几个月前，我认识了一位马列学院第三班的学员王平凡叔叔，他在学习期间还担任兼教务处的工作，既是爸爸的学生，又是爸爸的同事，他俩还特别谈得来。他告诉我，那个收音留声两用机，就是他陪同爸爸一起到东安市场购买的。他回忆爸爸对他说：“平凡同志，我们进城去，你帮我买留声机。我要听音乐，要听京戏，听川剧……有个留声机听来就很方便。”爸爸选中他，不仅是知心朋友，还因为爸爸知道他在延安时学的是无线电专业，让他帮助去买，一定会买得称心如意。
九十年代，我退休以后整理着爸爸的资料，看到在陕甘宁边区大事记上的一条记录：1940年7月20日，边区文协文艺小组举行的联欢晚会。主席报告开会意义，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报告文艺小组历史及今后工作方向。萧军对创作问题阐述颇多。最后游艺有独唱《人约黄昏》，朗诵，萧三朗诵诗，丁玲唱昆曲，周文唱京戏等，颇为热闹。
又看到马烽的回忆文章《回忆周文同志》中写道：晚饭后，他有时也到我们窑里来闲坐，看我们用自制的棋子下象棋，听我们用自制的乐器演奏民歌小调。遇到他兴浓的时候，他也会拿来他的京胡拉一段西皮二簧。
在爸爸的日记里也说到在晋绥分局，还与龚子荣、罗亨州等几位京剧迷，在晚饭后一起拉上一阵胡琴。
除负责宣传部的工作外，爸爸还要领导七月剧社的工作，时常要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新剧本，演什么新戏，戏排得怎样，还要代表宣传部给他们的戏提出意见和要求。听剧社的演员冯松回忆：他还与剧社里的老艺人互相交流，向老艺人学习曲牌及拉琴的技巧，共同研究京剧、山西梆子的唱腔和唱词。
1944年，爸爸和王修合编了岳飞抵抗金兵的现代历史剧《千古恨》，这是为七月剧社写过的一个重要剧本，为了改好剧本，爸爸到剧社，到排练场与演员们共同研究剧本，在表演形式和唱腔曲调上，听取了剧社同志们的意见。在他们共同努力下，创作了不少推陈出新的改革。使《千古恨》的演出在晋绥边区很受到广大军民的欢迎。
我始终不知道爸爸的这唱京戏拉京胡的本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爸爸到解放区后生活安定了以后学的吗？可他在解放区的工作特别忙，连写小说，搞文学创作的时间都没有，怎会有时间学京戏呢？
后来，我看到了妈妈在八十年代初回老家四川荥经时的采访记录，及爸爸的老同学胡青柏为纪念爸爸写的回忆文章，家乡的父老乡亲证实了爸爸在二十年代就已经会拉京胡了。
1928年深冬，爸爸从他工作的地方康定回到了家，他邀请了对门的、隔壁的老同学王学官、刘士思、王右怀、胡青柏等到家里玩耍，每天在一起看书，摆龙门阵，又说、又笑、又跳、又唱、很是热闹。他还拿出了京胡拉了起来，同学们也拿了乐器一起玩着，爸爸在几天里就教胡青柏拉会了二簧原板。他们还一同看现代文学书，一同演文明戏。这年回家，是因为他离开了军阀，离开了不想工作的地方，不想再像以前那样平庸的过日子，所以他才这样开心。
爷爷是个中医，在荥经县城开了一家“德盛堂”中药铺，生意不错，在县里还有点小名气。爸爸四岁多就上了私塾小学堂，他学习好，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但在爸爸五岁那年，爷爷染上了肺病去世了。所有的重担落在了奶奶一人肩上，除操持家务外，靠勉强维持着药铺的生意和变卖仅有的几亩土地支撑着全家的开支，想尽办法把爸爸培养长大。爸爸十六岁时，再没钱去读书了。为减轻奶奶的负担，爸爸就只好离家谋生，到一个亲戚的军阀部队里去当一名候差（内勤工作），后来又当书记员、鉴印官等。
在军阀部队的几年里，虽然可以不像士兵那样扛枪打仗，但要随军阀部队辗转在川藏边境。他目睹着军阀里的封建割据，互相残杀，争夺地盘，欺压和剥削百姓，还看到那些被迫当炮灰的骨肉同胞惨死在疆场上。这一切使他感到讨厌，无聊，气愤和痛苦。他在《自传》里这样说：“我经过战场进城，看见遍地尸体，非常凄惨，这里第一次使我感到战争的残酷。那一次打了十几县，沿途牺牲的人真不少，一方面，我因亲戚关系，一方面，我因职务关系，从那许多男男女女中，能够从正面，从反面，看见了各种各样卑污龌龊，淫乱无耻的事实，他们中互相倾轧，互相排挤，互相陷害。军阀们的喜怒无常，随时大拚，不知怎么一下又打起来了，而遭殃的是人民，他们用拘捕、用敲诈、用毒刑来压迫民众，剥削民众一个比一个凶，一批比一批毒辣，社会是那么混乱，那么残酷，我愤慨。”
他回忆起那段历史时还说：后来，经亲戚介绍，到四川天全县当一名禁烟委员会委员。那时我什么也不懂。成了一个“傀儡”， 给予我的是这社会太混乱的印象。变成了混混，糊里糊涂过日子，身体越来越坏，常在病中，也决心离开那里，回到司令部。战争又爆发了，那时是刘文辉以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的名义来打国民革命军二十三军即刘禹九的军队，我们被围城了几天，终于败走，败到我的家乡，终于全部瓦解。因为几年来在那龌龊的军队生活中已使我消失了活泼，我开始痛恨我的懦弱、无能、和腐败，痛恨我自己是一个衰弱的病夫。我于是决心振作，考进了二十四军办的川康边政训练所。这训练所里，我第一次和从来不曾听见过的各种学科接触，如：政治学、经济学、帝国主义、三民主义等等，这个训练所对我的影响很大，它不仅是有军事训练，使我的身体一天天强健起来。而且使我知道了许多新的东西。
在他毕业被分配到西康的时候，他满怀希望地踏上工作岗位，以为这下可以走上新生活了。可是他看见的却是那些官员之间的互相冲突，互相贪污的种种事实。培养起来的一点美丽的幻象现在完全被打的粉碎了。他在这西康已失去了干一番事业的信心。
善良正直的爸爸看到这一切，他的心里是多么愤恨，多么痛苦，多么郁闷。可那些痛苦怎能向那些凶残狡诈的贪官污吏们说，又怎能对那些深受压迫拿不到军饷，只能靠吃鸦片才能打仗的士兵们说呢。不知他什么时候看见了京剧，什么时候听到了京胡，他也许会想京剧里表现凄凉沉郁的情感的二簧和音调激越高亢朴实雄壮的西皮正是能表达他内心的痛苦吧。从此，那京胡就成了他的好伙伴，成了他表达思想情绪，抒发他内心情感的好工具。
在康定，工作之余，他除了拉拉京胡，还到康定图书馆看书，发现并阅读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书籍，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知道走出大山，走出四川，到外面去可以找到新天地。于是，他在1930年告别家乡，顺长江而下。他苦苦的寻觅着真理和光明，两年后终于找到了共产党，参加了革命。他深情地说：我自从参加“左联”，尤其是入了党，我感受了无限的同志的爱，无限的温暖。我过去多少年来都在卑污龌龊的环境里，受尽了种种的压迫和侮辱，现在我才在无产阶级的党里感到我是一个“人”的存在，真正能够把多年来压弯了的腰在这地球上伸直起来。我无限的兴奋，成天都像燃烧在火里，我决心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了党，献身到底！
1949年春，建国前夕，在临汾，爸爸接到通知，带领晋绥边区文艺代表团的代表们到北京参加全国文艺界第一次文代会，爸爸带着哥哥参加临行前的告别酒会，爸爸和叔叔伯伯们又是猜拳，又是喝酒，酒会以后，他又坐在窑洞门口拉起了他心爱的京胡“东方红——太阳升——”的曲调一声声响起。那样的自如，萧洒，那样的自豪，兴奋。他那清脆的琴声告诉人们，全国受苦受难的人们与他一样真正能够把多年来压弯了的腰在这地球上伸直起来了。
周文（1907.6——1952.7），原名何开荣，四川荥经县人。1932年参加革命，在安徽安庆任左翼文化总同盟安徽分组织部长。办《安庆晚报》副刊，开始发表文章。后到上海加入“左联”，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组织工作，并从事创作。1937年9月返回四川，在成都开展文艺界统战工作，与沙门、李人等成立文协成都分会，主持会刊《笔陈》，兼《四川日报》、《新民报》副刊编辑。1940年奉调至延安，筹办大众读物社，出版《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开展文艺普及。1941年后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秘书长等职。1946年出任重庆《新华日报》副社长。1949年到北京出席文代会，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常务理事。是年秋调任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时年仅45岁。后经毛泽东批示，中央组织部于1976年1月为其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