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与《吕梁英雄传》
□ 周七康
《吕梁英雄传》的作者马烽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起他对爸爸周文最初的印象是：“严肃有余，热情不足。甚至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隔几天，他总要到编辑部来看看，了解一些来稿情况，指出一些编辑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讲解一番大众化的重要性及其意义。除了谈工作，几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谈完公事就骑马赶回他的驻地村去了。”在抗日战争后期，他和西戎曾在爸爸直接指导下，工作过一年半时间。工作上接触多了，他们才了解到爸爸像热水瓶一样，是位外凉而内热的人。
他对我爸爸认识的转变是在1944年底晋绥边区召开第四届群英大会以后。他们有过一段亲密的接触。
1944年12月7日，晋绥边区召开了第四届群英大会。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检阅和总结在“劳武结合”、“大生产运动”和“把敌人挤出去”三项工作中取得的光辉成就，表彰晋绥边区抗日英雄模范人物的大会。
晋绥分局所在地兴县北坡村的一个农家院子里，一排五孔破旧的石窑洞，最边上一间，是爸爸的办公室兼卧室，办公室和卧室之间用一块布幔隔开，前面是办公室，简单而整洁，靠窗台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有他看的报纸、书籍、公文和他写文件的纸张、笔墨。后面是卧室。也是妈妈和我们小孩子的天地。爸爸在晋绥边区宣传部工作，还兼任晋绥分局秘书长。身穿一身灰布旧军装，清瘦的脸上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总是坐在桌前灯下忙碌到深夜。批阅公文，代分局领导起草一些文件，根据领导指示写社论及编辑一本对敌斗争的策反刊物《祖国呼声》等。在群英会时期的工作是负责大会资料收集及对会议的宣传和报导。在那些社论和报道文章里，写的都是晋绥边区劳模会上抓到的一些典型人物和典型事务。
在《晋绥大众报》工作的马烽、西戎两同志和其他编辑同志们被派为会刊记者，与群英会英雄代表生活在一起，记录、采访特级英雄事迹，7天的大会中收集了几大包的资料。周文看到他们在大会上收集到这么多的资料，为他们高兴。
每个英雄模范都表现得非常出色，编辑们很想把他们每个人的事迹都在报上赞美一番。马烽编写了几段《民兵英雄故事》在报上分期连载，反映不错。可是《晋绥大众报》5天出一期，这四开大小的报纸，要登载七百多位英雄事迹可不是个小数目，一期发一位特等英模的事迹，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登得完呢？难度太大了。这对七百多名英雄事迹如何报导、介绍成了他们一个难题。
爸爸对青年的马烽和西戎二人都有所了解，他们曾在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学习过两年，二十刚出头，虚心又好学，虽然没有读过高等学校，但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已具有了一定文艺写作的基本知识素养。他们深入群众，刻苦钻研，大胆写作。在1944年7月，马烽写的散文《张初元的故事》和西戎等三人合作写出的郿鄂剧《王德锁减租》发表以后，在为纪念抗战七周年的“七七七”文艺奖金作品活动中，都得了奖，受到好评。爸爸在这次评奖中发现了新人。这年秋天，他把马烽、西戎、束为等几个青年人陆续从文联调到《晋绥大众报》社去工作。并对他们指出作品的优缺点，鼓励他们继续向群众化、民族化的方向前进。这次的群英大会又能收集这么多的资料，说明了他们有积极的工作热情和足够的写作能力，真是一对有才气有灵气的好苗子。爸爸相信他们能写好这些英模的故事。因此，爸爸把编写民兵故事的任务就交给了马烽和西戎。
爸爸在马烽、西戎的眼里，并不陌生。那时候，爸爸还不足40岁，但在他们的眼里他已经是老一辈的人了。是晋绥边区唯一的一位30年代的老作家。他俩在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学习时，曾读过他的不少小说，爸爸领导他们的工作，他们感到非常的高兴。
他们把群英会的情况汇报给爸爸的时候，爸爸看到他们既高兴又为难的样子，爸爸决定给他们出了一个好主意：
用章回小说的形式编写成长篇故事。这是爸爸在上海为改编世界名著《毁灭》、《铁流》为大众本时经过调查和实践得到的成功经验。这样能把所有的资料综合在一起，把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事件集中写作，会成为一部好作品。
方案报晋绥分局宣传部，也得到宣传部长张稼夫的赞同，并根据晋绥边区武委会卫一清的建议：把描写范围扩大到全吕梁地区，要使这部描写民兵斗争的作品，反映出敌后根据地人民经过流血牺牲，终于打败了敌人，和在战争、生产、民主建设中翻天覆地的英雄业绩。
在领导的鼓励下，在爸爸的具体帮助下，他们信心十足的动起了笔。他们连忙写出了提纲，讨论编写内容及方法，爸爸和他们共同讨论修改了几遍，然后他们俩就分头执笔编写。
马烽、西戎随报社住在杨家沟，一面要完成编报工作，一面要写作英雄故事。有时还必须轮流出去采访，谁在家谁写。利用业余时间，谁有空谁写，两个月之后，爸爸出面把《晋西大众报》编辑部从黄河以西的杨家沟搬到兴县的北坡，正好和我们家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两户老乡住着当中的两孔，他们报社编辑部的十来个人住在靠老乡那边的两孔窑洞。
马烽、西戎经常到我家来写稿子，夜已很深了，妈妈带着四岁的哥哥和刚出世的我都已睡下，可他们还在写着，谈着。一直工作到深夜，饿了吃两个烤土豆。有时爸爸讲述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经过和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史。晋绥边区与陕甘宁边区相连，是解放区的前沿，处于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也是敌人必争之地。日寇投入重兵，勾结蒋介石、阎锡山顽固势力，对晋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蚕食根据地。针对这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央领导决定要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党中央给晋绥人民指出一条战略方针：“把敌人挤出去！”晋绥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被日寇激怒了全晋西北的军民，愤怒的烈火在猛烈的燃烧着。创造出明的、暗的、软的、硬的各种斗争方法，与敌人的“蚕食” 进行针锋相对的顽强斗争，经历了无数次的险恶斗争，粉碎了敌人的“三光政策”和“蚕食政策”，终于把敌人挤出了边区、扩大了边区。马烽、西戎在群英大会上搜集来的七百多人的资料，就是在这场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吕梁英雄传》全书也就是以“把敌人挤出去”的战略方针为主线，取材的范围和规模都较大地反映出晋绥人民如火如荼的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它就是一部晋绥人民八年抗战的缩影，几乎总结了抗日战争中民兵斗争的全部。
爸爸又针对他们提纲中的薄弱环节，亲自写介绍信叫他们到边区武委会找材料。还安排他们深入到一些村庄、家庭，再去收集素材，体验生活。为了补充材料，他们利用下乡采访的机会，不断走访英雄人物，并和他们一块参加围困据点的斗争，亲自感受那火热的斗争生活。
他们每写一回，爸爸都亲自仔细阅读原稿，为两位年轻的作者改正一些错别字和不通的语句，需要作重大的修改时他就提出意见来，请这两位作者考虑。爸爸时刻关心着写作的进展，每次看了前面的故事，就询问后面如何发展，帮助出主意。又提出指导性、建设性的意见，从故事安排、人物塑造，乃至语言文字，他都给予许多及时、有力的指导和帮助。有时爸爸和他们俩坐在院子中的碾盘上讨论着，有时三个人的身影又出现在山下的蔚汾河畔。亲身的体验、丰富的资料、刻苦的钻研，一个个活生生的英雄故事写了出来。
写好了的稿子，就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小说最初取名《民兵英雄传》，登了几期后，爸爸感这个题目不确切，因为作品不仅是写民兵，而是写了整个吕梁的干部和群众，因此就亲手改为《吕梁英雄传》。从1945年6月开始写起，至1946年11月20日在报上连载完毕，历时1年零5个月。虽然作品写得粗糙，但这个章回小说体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当时在读者中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写出来了，马烽、西戎最初在爸爸面前的那些拘束在实际工作中渐渐消除了，爸爸的那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动着他们，他们在生活上也逐渐密切起来。有时，爸爸晚饭后也到他们窑里去闲坐，看他们用自制的棋子下象棋，听他们用自制的乐器演奏民歌小调。遇到爸爸兴浓的时候，他也会拿来他的京胡拉一段西皮二簧。有时候也和他们在河边一起散步、聊天。有次聊起了文学创作，马烽问爸爸：“以前写过那么多小说，现在为什么不再写了？”写小说，特别是描写部队战士的小说，爸爸是有经验的，他多想亲自写几部好小说。可这时只听到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笑着回答马烽：“党把我安排在这样一个岗位上，我不能扔下这么多急需要办的事去写小说啊！我已积累了不少素材，等抗日战争胜利后，还是要写小说的。”在那个既艰苦而又激动人心的年代里，爸爸自己没有时间搞创作，却花了不少精力去发现培养青年作者。这使两位年轻作家深受感动，受益匪浅，使他们在后来都成为我国非常有特色的，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山药蛋派”的作家。提起爸爸，马烽说他是“扶持后起之秀不遗余力良苦用心”，西戎感激地称他为“忘不了的良师”。
1946年初，知道《吕梁英雄传》的上册要出版了，也正是爸爸接到中央的调令准备前往重庆担任《新华日报》副社长兼主笔的时候，3月7日在兴县高家村，爸爸对这部钟爱的作品赶写出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他说：“《吕梁英雄传》，是一部反映敌后抗日人民战争的很好的通俗作品。自从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以来，就在农村中，部队中、工厂中、机关学校中，得到颇为广大的读者。许多来信，都充满着对于这部作品的热爱和感激。”
“这部作品能够引起这样群众的热爱，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它的内容现实，真实，生动、丰富。写的都是来自老百姓的事情。”
“因此它对边区的每一个读者就都显得很亲切。” “读者和本书的关系，就是一种血缘的关系。”“读者从它更认识了自己，更把自己的斗争经验和思想系统化，更肯定了自己并把自己提高一步。”
“使读者从这部作品里，能够更清楚了解敌后抗日人民战争的实质，了解解放区的人民是怎样打败敌人的。因此，它就颇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
最后他说：“我是这部作品的忠实读者之一。作者每写成一回，我都优先阅读原稿，到每期报纸出来，我又阅读，有时也参加一些意见，但更多的是从它学得一些东西。”
临行前，爸爸再三叮嘱马烽和西戎，一定要把《吕梁英雄传》继续写下去，并要他们把已经发表的37回做了一番加工整理。他把修改稿带走了，不久就在《新华日报》上重新连载，后来，又在上海出版了这部书的上册，给国统区的人民带去了解放区军民艰苦奋斗的一幅图画。得到各方面的注意与广大农村、城市读者的喜欢。这也是在解放区作家中作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由于读者的影响强烈，曾多次出版，后来又被翻译成俄、日、朝鲜等多国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