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司马文森和《救亡日报》
□ 司马小莘
党中央于１９２９年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后，第一大举措就是在中国文化中心的上海建立左翼文化统一阵线——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第二大举措当属国共合作创办《救亡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在不愿做亡国奴，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奋斗的共同信念下，中华民族转入一个空前未有的阶段——开展全面抗战。１９３７年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正式确立。７月２８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会”）成立，父亲司马文森和胡愈之、王任叔、钱俊瑞等在“文救会”宣传部工作。由于《救亡日报》是“文救会”的机关报，父亲因此和《救亡日报》结下不解之缘。８月２４日，在淞沪抗战的炮火声中《救亡日报》诞生，父亲和林林、华嘉、陈紫秋等二十多个青年作家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大家都能写，也写得很多。父亲发表过的文章有《伤兵颂》、《展开通俗化运动》、《用武力回答汉奸的阴谋》等。《救亡日报》经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协商，由郭沫若任社长，国共双方各派一名总编辑，共产党方面派的总编辑是夏衍。《救亡日报》坚持以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的方针为指导思想，坚持团结抗战的旗帜和方向，精辟的言论和战地采访，把真实的战况报告给人民群众。尽管处境困难，《救亡日报》仍销售１０００份以上，最多达到３５００份。１１月２１日上海沦陷，《救亡日报》发表了郭沫若写的终刊词《我们失去的只是奴隶的镣铐》和夏衍写的社论《告别上海读者书》。在党周密细致的组织、安排下，上海进步的文化队伍分为三批，一批组成救亡工作队沿京沪线撤退，目的地是武汉；一批由海道乘英国船向华南撤退，目的地是广州；另一批则留在上海隐姓埋名继续坚持地下斗争。父亲是属于朝华南撤退的一批，走同一路线的还有郭沫若、夏衍和《救亡日报》社同仁。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救亡日报》以统一战线为号召，取得国民党广东当局的支持，在广州长寿路租房复刊，夏衍仍任主编。该报成为抗战初期党在粤港地区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夏衍于４月底赴武汉向周恩来、郭沫若汇报工作情况。周恩来在询问了报社的销量、读者、文化界和国民党方面对报纸的看法和态度后说：“《救亡日报》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就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办成像国民党的报纸一样当然不行，办得像《新华日报》一样也不合适，办成《中央日报》一样，人家不要看，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你们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这段话蕴含了党中央对文化宣传工作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性。
为了使文艺从少数作家的圈子内解放出来，使文艺大众化，把抗战文艺的种子传播到各村庄、工厂、营房和战壕去，一个新的运动被提出来了——展开文艺通讯员运动。文艺通讯员（简称“文通”）总站实际负责人有周钢鸣、司马文森、周行、林林、斐琴、华嘉，大家分别担任了组织、研究、指导等部分工作。在《救亡日报》上出版了“文艺通讯”周刊，介绍有关文艺通讯员运动的基本理论，征求文艺通讯员。“文通”总站举办“五月文艺通讯竞赛”，在《救亡日报》刊出竞赛办法，参赛人员十分踊跃，收到几百封投稿，其中十几人获奖，文章刊登在《救亡日报》上，奖品是一套抗战文艺丛书。通过文艺通讯员运动培养了抗战文艺新军，许多文艺通讯员支站成立了，遍布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和福建，特别是在广东广西两省，深入到各偏僻城乡。参加者为学生、各工作队队员、小学教师、学生兵。文通总站在广州沦陷即停止活动，但是很多支站一直坚持活动，影响长远。父亲为积极推广抗战壁报，展开文艺通讯员运动，写作出版了《战时文艺通俗化运动》、《怎样办壁报》、《文艺通讯员的组织与活动》等专论，倡导并组织报告文学写作运动。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１日晨，日军逼近广州近郊，夏衍黯然地写下最后一篇社论《忍着眼泪和广州市民暂别》，率领报社一行１２人，沿途散发当日的《救亡日报》（这是广州最后一份报纸，其他的报刊都已停止发行，电讯的信号也断了）。全广州城一片漆黑，没有月亮和星光，工作人员拿了简单的工作用品，开始紧急撤退，搭乘最后一列火车离开广州，在炮火隆隆中向广西撤退。就在这一天，广州沦陷。
《救亡日报》的同志们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到达桂林。经过一番努力，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０日《救亡日报》又复刊了。桂林是当时广西的省会，全省文化、政治和军事中心。抗战期间它的重要性在于其战略地位——西南大后方的大动脉、枢纽，有铁路可通湖南、广东、贵州，进可攻，退可守。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为笼络人心，对文化人表现出“开明”和“民主”。《新华日报》办事处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桂林设立。《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很顺利，对于桂林后来形成文化中心具有重大意义。
１９３８年底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主任决定将周钢鸣、蔡冷枫和司马文森从《救亡日报》抽调到广西地方建设干校（简称“干校”）协助杨东莼教育长工作。父亲和黄新波于１９３９年５月从曲江到达桂林后，直奔《救亡日报》社。《救亡日报》在太平路租了一栋小楼作为社址，它是编辑部、发行部兼宿舍。印刷厂设在郊外白面山的一片松林内，用木板稻草搭成临时房子。第二天，周钢鸣（已先一步参加“干校”的筹建）、蔡冷枫、叶方等同志从“干校”出来了，身穿草黄色军服，腰缠粗皮带，打绑腿，穿草鞋，戎装装束，将父亲和黄新波接到“干校”。“干校”在桂林东城外十里的乡下，从七星岩开了条公路直通，叫“建干路”。父亲每星期六都进城，一进城必先到《救亡日报》社。
《救亡日报》成为桂林进步文化界的活动中心，大家在那儿碰头，讨论研究问题。在党的领导下，《救亡日报》灵活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注意宣传策略，讲究宣传艺术，为左、中、右都提供抗日论坛，报道各党派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活动，对蒋介石的抗战言论和抗战姿态予以客观报道，对国民党抗日将领的抗日活动、战绩，以消息、通讯、访问记等形式报道，对国共双方摩擦和冲突，客观报道有关事实，而对双方缓和矛盾的事实予以具体报道。不回避矛盾，又争取了中间群众，扩大了宣传效果。对中间派人士的抗日言论、活动加以广泛报道。《救亡日报》刊登国民党左派人士、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的抗日言论，与我党纲领路线相吻合的抗日主张，毫无保留地予以宣传，即便有些主张同我党的主张相左，也给以适当报道。对桂系的抗战业绩和改革措施适当予以宣传，充分肯定招贤纳士实行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救亡日报》与人民群众联系密切，多次开展义卖、募捐及其他社会活动，支援灾民和伤兵。１９３９年６月７日，《救亡日报》为救济重庆被炸难胞出版了义卖专页，当天义卖报纸两万份，得款４４００余元，全部捐献给重庆难胞，得到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到１９４０年底印数达８０００余份。在进步书刊中，以从重庆来的《新华日报》、《群众》和当地出版的《救亡日报》最受读者注意和欢迎。
《救亡日报》还出版了旬刊《十日文萃》，建立了自己的建国印刷厂、救亡通讯社、南方出版社，带动了桂林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先是文化供应社，而后是生活书店、开明书店、科学书店，还有一些小出版社，文化中心因之慢慢形成了，桂林文化城成为了全国抗战文艺的中心。云集在桂林的文化人有１０００多人，全国闻名的有：郭沫若、夏衍、巴金、司马文森、邵荃麟、周钢鸣、林焕平、端木蕻良、田汉、欧阳予倩、瞿白音、张曙、胡愈之、范长江、孟秋江、陶行知、杜宣等。文化机构有５７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等。演出团体有２２３个：话剧队、戏曲队、乐队等。报社、出版社、书店１８０家，印刷厂１１０家。桂林抗战文化工作，无论质和量，均为全国第一。当时欧阳予倩在搞桂剧剧改，很有成绩，团结了一批人，导演了不少话剧，成为当时桂林文化界的核心人物之一。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成立，到桂林１９４４年沦陷，父亲司马文森历任各届理事，负责出版部、组织部、儿童文学部工作，为坚持抗战、进步、团结，反对投降、倒退、分裂、颓废，为争取作家的权益，做了大量工作。父亲除了参加干校工作，在《救亡日报》上发表时评、散文、剧本，编辑《救亡日报》副刊《新干部》和《儿童文学》，参与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创作了大量抗战报告文学作品。
１９４０年出现了抗战中期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的第二次高潮，桂林乌云密布，恐怖气氛弥漫在每个人心头。
父亲和同志们得到党内通知：不要再到《新华日报》办事处去。《救亡日报》的发行受到阻挠，特务公然殴打报贩，省党部又设立“图书出版审查委员会”，如有原稿未经查者，均不得印刷发行。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是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退了，《救亡日报》于２月２８日被国民党封闭。
被称为“广西抗大”的干校，情况也非常紧张，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分配出去工作，困难很大，有人拒绝接受，有人接受了则加以监视，使其无法工作，自然也有不少人是坚决地工作和斗争下去的。党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以便更有力地打击反动派，决定把有些机构、人员撤退，干校地下党支委讨论了这件事。在北面上松林内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钢鸣、张海鳌和司马文森，大家讨论上级党的指示，并具体进行布置，决定同志们分批撤退，也布置了二线三线人马。夏衍、周钢鸣和《救亡日报》的同志，以及许多知名人士从１月２８日起陆续撤退，他们走得秘密，很匆忙。当大批同志撤离桂林前，党组织对父亲说：“桂林工作不能没有人做，有许多同志不能没有人负责联系，你得设法留下，继续坚持。但要注意方式方法，尽可能的隐蔽下来。保存革命实力就是胜利，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同志们要走的都悄然地走了，大批文化工作者、民主人士去了香港，有的去了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印尼。留下的同志，肩当的责任很重，但不犹豫，不担忧，是共产党员就不怕烈火来考验！父亲司马文森承担了联系和领导桂林文化系统地下党员的工作，由中共南方局派李亚群同志来桂林检查、布置工作。工作相当艰难，战乱年代，家人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不断有同志从广东逃了来，他们是千山万水，绕了很大的圈子才到桂林的，找不到八路军办事处，找不到组织，就来找父亲，要到延安、苏北解放区去，父亲帮他们联系。走不了，就得替他们解决生活，找工作，设法隐蔽下来。为帮助新安旅行团顺利向苏北转移，父亲司马文森利用为文化供应社编辑少年文库的机会，发动他们写作，出版了《敌后的故事》、《在内蒙古的草地上》、《星的故事》、《火线上的孩子们》等书，筹到的稿费用于新安团到解放区的路费，新安团成为新四军的文艺骨干队伍。
抗战胜利后，根据国民党中宣部发表的“凡抗战前或抗战中出版发行过的报刊可以先复刊后登记”的规定，《救亡日报》以新的姿态在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 日正式在上海复刊，改名为《建国日报》，周恩来再三叮嘱，仍旧要保持民间报纸的特点，依旧用了原来的报头，即：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复刊出了１２天，到１０月２２日，国民党市党部就下令查封。
（刊头系郭沫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