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胡也频
□ 蒋祖林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８日正午，我来到人世。就在我生下来的第七十二天，我父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第九十二天，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一个充满阳光、温馨和希望的家庭，顿时被打得粉碎。他牺牲的时候我太小，自然不可能记住他的音容笑貌，我只能从他留下的七、八张照片中认识他的形象，从他短暂、光辉的一生中了解他的为人。
关于他的家世，我从母亲那里听到一些。后来，我见到了我的五叔胡孝绳，他又告诉了我一些情况。父亲是福建省福州市人，原籍江西省新建县。父亲的家，位于福州市城里乌石山下城边街买鸡弄３号。父亲于１９０３年５月４日出生在这里，母亲１９８４年去福州时还去看过，并且拍了好几张这所房子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来，房子已十分破旧。
由于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从事领戏班、包戏院一行的，父亲小时候常去戏院看戏，所以他熟悉很多戏文，知道许多旧小说中的故事，因此从中受到不少艺术熏陶，这对他以后从事文学创作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父亲小时候喜欢听他祖父讲他青年时在太平军里的事迹，这些传奇般的造反故事，毫无疑问在父亲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抗压迫，争取社会公正思想的种子。
１９２１年７月，父亲由亲戚介绍进了大沽海军学校，成为一个海军学生。他在那里学的是轮机。那时，他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会与文学发生关系，他只想成为一个海军的专门技术人才，同时也不会想到他与无产阶级革命有什么关系，他那时似乎很安心于他的学习。
父亲只在大沽海军学校学习了两年多。１９２３年冬，大沽海军学校的校舍毁于直奉战争的炮火，学校停办。父亲想成为海军技术人才的梦破灭了。
海军学校停办后，父亲漂泊到了北京。流落在一些小公寓里，他常常帮公寓的老板记账、算账、跑跑腿、干点杂事，晚上就给老板的儿子补习功课，以致老板简直无法把他赶出门。加上北京的公寓老板一般比较厚道一些，也就这样地让他继续住下去。这样流落无着的日子，大约有一年的时间。
北京是一个文化名城，有着众多的高等学府。很多来求学的学子和年轻的文人，就住在学校周围的公寓里。父亲住在北京，既然清闲，也就跑旧书摊，读起外国文学作品来了。不过，他因为没有钱买书，都是站在书摊旁读。这些古典文学中的新世界，浪漫的情调，艺术的气质，一天天地吸引着他，侵蚀着他，并把他一步步地引向文学的殿堂。他的海军梦破灭了，已不再思考做一个技术专门人才，新的幻想在萌生，一个文学梦在他的头脑里开始酝酿起来。他开始结交公寓里的一些志趣相同的年轻人，在交流之余，也相互作些鼓励。
父亲从幻想向现实迈进。他的处女作，也是第一篇小说创作《雨中》，在１９２４年８月１０日《京报》副刊《火球旬刊》第１号发表。在这一年里，他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希望》、《梦后》、《前夜》和散文《心曲》。他的文章给孙伏园留下很深的印象。孙伏园是当时著名的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与鲁迅有较多的接触。孙伏园曾任《晨报》副刊主编，１９２４年１０月改任《京报》副刊主编。
就在父亲发表他的第一篇作品之后几个月，由孙伏园举荐，父亲和他的海军学校的同学项拙、荆有麟为《京报》副刊合办一星期一张的《民众文艺周刊》。《民众文艺周刊》于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９日创刊。它的宗旨是：“艺术原是人生的表现”，反对“专以吟花弄月”、“纯粹的艺术”和“为艺术”的倾向。《民众文艺周刊》自创刊之日起，就受到鲁迅的关心和支持。鲁迅不仅把稿子给它发表，在创刊之初，还负责为它审定稿件。父亲在编辑刊物之余，也奋力创作，半年的时间，发表了十几篇短篇小说、散文、诗、杂文，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地位。这是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他发表于１９２５年２月２日《京都副刊》的一篇杂文《雷峰塔倒掉的原因》受到鲁迅的注意。他这篇文章指出，愚民挖砖，致使塔倒的原因，是封建迷信和不负责任的当地官僚政府所致。鲁迅就此作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把父亲的“愚民挖砖”，上升到批判“日日偷挖中华民国柱石的奴才们”。在这期间父亲与鲁迅有较多的交往，他的“艺术原是为人生”的创作思想，他的杂文的风格，都明显地受到鲁迅的影响。
《民众文艺周刊》的编辑部设在西单堂子胡同牛角胡同四号的一个房间内，这房间既是编辑部又是父亲和项拙的住所。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编辑这份周刊，每到编好一期，他们便步行送到《京报》报馆。每期出版后，他们再去报馆，取回作为报酬的二百份单张周刊。他们便坐下来，为外地邮购这份周刊的人们写封套。有时订户寄来的邮票不足，他们也不在乎，补足了邮票，照寄不误，甚至还找出前几期，补全了一并寄去。他们觉得，自己写出的文章，编出的刊物，能印成铅字，印出来又有人看，他们就很满足了。
自此，父亲结束了漂泊无着的生活，虽然依然贫困，但他有了人生奋斗的方向，他的文学梦，也已成真。
１９２５年３月胡也频与丁玲相识。丁玲为胡也频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所惊异，虽说她觉得他还有些简单，有些稚嫩，但却是有着完美的品质，他还是一颗未经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他们一下就有了很深的友谊。这年夏天，他们结为伉俪。
１９２６年春天，父亲同一些有点名气的青年作家组织起了一个文学社团：“无须社”。所谓“无须社”，顾名思义就是聚集的是一些没有胡子的青年文学者，也有无须取名，无须存在的意思，这大约是从“未名社”，未名的含义引发构思而来的。
“无须社”并无明确的文学宗旨，也无当时在文坛上有地位的大人物作台柱，聚集在一起的只有一些在艰难中奋发的小有名气的青年文人。他们的想法就是努力写出于社会有益的作品，并有地方发表。他们也曾想创办一个刊物，但没有搞成。
说到我父亲的为人，徐霞村认为我父亲是一个对朋友坦诚而又豪爽的人。他回忆道：“要是谈起谁的生活有困难时，也频就会说：‘生活有困难，我这儿有十块钱，我们俩一人五块！’也频就是这样个人，真是好朋友。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背后说哪个朋友不好，没有听过，当面也罢背后也罢，碰到朋友的缺点，他笑笑，还不是讽刺的笑，就是笑笑。他实在是好朋友，因此只要是认识他的人，都爱往他那儿跑，跑的人很多。”
此时，政治中心南移，文化的中心也随之从北京移向上海。所以我父亲与母亲也于１９２８年南下到上海。
在上海，我的父母与沈从文一起合编《红黑》月刊，《人间》月刊和“红黑出版社”。三个从无从商经历的文人下海经商，实在是一个既天真、又冒险的行为。果然，不久就险象环生。《红黑》销路虽好，但书店却拖欠书款，资金投进去了，却收不回来。资金周转不灵，出版事业也就难以为继，再加上是小本生意，那面临的便是破产的悲惨命运。《人间》、《红黑》及“红黑出版社”相继停刊、关门，剩下的便是还债。父亲和母亲商量，母亲留在上海写文章，父亲出外挣钱还债。经陆侃如和冯沅君介绍，父亲于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２日离开上海去济南山东省高级中学教书。不久，母亲也去到济南。
从１９２８年起，我父亲胡也频就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进而读一些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方面书。他的思想逐渐左倾。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养分，立即被他吸收，并反映在他的创作上，如１９２９年５月发表的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和１９３０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前面》。我父亲不仅把他这两年所学习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在他的作品上，而且还付诸于革命的实践。
我父亲胡也频在济南山东省高级中学很受学生欢迎，担任文科主任（当时高中分文、理、商三科）。他不但在课堂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普罗文学，还在课外进行革命活动。他号召、组织了一个现代文学研究会。这个现代文学研究会是在胡也频的领导下，以学生会为基础，以进步教师、职工和学生为核心，争取广大学生组织起来的，共有四、五百人。研究会还出版文学月刊《齿轮》。一时间，搞得热火朝天，盛极一时，并且很快地影响与激荡着全济南市。另外一些学校的学生会也找上门来，要求介绍情况，帮助他们也组织起来。这当然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与镇压。５月初，省政府发出通缉令通缉胡也频，说第二天要来抓人，教育厅长何思源透露了消息并通过校长张默生送来两百元钱，叫胡也频赶快逃走。
胡也频在济南短短几个月的革命实践，无疑是有成效的。他播种了革命思想的种子，也收到了结出的果实。他影响了一些甚至一批学生，使他们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
胡也频和丁玲于５月上旬回到了上海。这时上海的革命形势已与他们离去时大不一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已在上海成立。这个革命文学团体是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成立的。党中央的意见是，停止革命阵营内部的论争，由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作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革命文学团体。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举行了成立大会。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的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宣传部讲了话。鲁迅到会作了重要发言，即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从此，在党的关怀下和在鲁迅的直接指导下，中国的革命文化运动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胡也频和丁玲于１９３０年５月加入了“左联”，胡也频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工农兵通信委员会主席。
１９３０年８月胡也频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参加大会的有各苏维埃区域，全国各主要省区以及革命组织的代表三十八人，加上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的同志共约五十人。柔石、胡也频代表“左联”参加。会议讨论通过了多项决议，还发表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并且成立苏准会，负责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胡也频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应该说在此以前党就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全国苏维埃区域大会是一个高层次又极机密的会议，胡也频参加这个会议时还没有正式入党。而胡也频在此以前的表现，当然也无愧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在“苏联”、“社联“等七个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会上，胡也频被选为出席在江西中央苏区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７日他去苏准会的联络点东方饭店，不幸被租界巡捕房逮捕，并立即引渡到位于龙华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在狱中，他坚贞不屈，保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于１９３１年２月７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于上海龙华。
一同牺牲的共产党人共２４人，史称“龙华二十四烈士”， 因为其中胡也频，李伟森、柔石、殷夫、冯铿五人为“左联”作家，故史称他们为：“左联五烈士”。
更正启事
２０１０年９月《虹口文化》报第４版中，有关司马文森介绍与事实有出入，经司马小莘女士指正，现做如下更正补充：
司马文森（１９１６～１９６８），福建泉州人，原名何应泉。１９３２年参加革命，任共青团特支委员、中共泉州特区委员。１９３４年参加“左联”，任组织干事，负责暨南大学及江湾农民文艺学习小组。１９３７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１９３８年任广东文学会理事。１９３９年历任桂林文协各届理事，１９４１年创办《文艺生活》月刊。１９４４年任中共桂北工委委员。１９４６年任文协港粤分会理事、香港文协常务理事、香港达德学院教授、民促会中央委员、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解放后历任中共港澳工委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第一届广东省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兼社长、中共华南分局文委委员、华南文联常委、中南文联常务理事、中南作协常委、中国新闻社理事、中国驻印尼、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等职。“文革”中被迫害去世。常用笔名：林娜、耶戈、宋芝、何汉章、马霖等。
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