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月记
□ 司马文森
编者按：司马文森，原名何应泉，笔名马霖、宋芝，福建泉州人。１９３３年参加革命工作，１９３４年在上海加入“左联”。历任香港文协常务理事，香港达德学院教授，香港《文汇报》总主笔，民革中央委员兼港九分部主委，中国新闻社理事，１９４９年后历任中国驻印尼、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对外文委三司司长。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一届政协委员。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发表作品。１９５２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司马文森之女司马小莘女士得知举行“纪念‘左联’成立８０周年研讨会”，便将其父之部分文稿整理成文，惠赐予“左联”纪念馆，在此深表谢意。
仲虔劝我在镇江再等几天，等上海稍为平静了再走。因为沿京沪、苏嘉、沪杭等线，敌机的轰炸几天来正厉害。
“不！”我说。“在这时已经谈不到个人的安全问题。”
几件简单行李收拾一下，没等他起床，我走了。
车厢内没有灯，据说夜行车常是被作轰炸对象的。过苏州，沿苏嘉路走时，天已经全黑。蒙蒙的细雨在下着。
忽然，从另一个车厢内，传来了一阵喧叫，倦乏的人们全被惊醒了。
“毁灭吧，一切都让它毁灭吧！”一个青年绝望的叫着，他底头垂倒在一边。
死亡的预兆，死亡的气息，在全车厢弥漫着，血腥味，火药味，一切死亡的回忆，闷窒住每一个人的呼吸。车逃难似的，用着特急的速率在飞走，雨仍在下着，变得更加密集了。
我沉静地坐着，没有说一句话，不久以前在南站，松江车站被轰炸，死伤千余人的惨景，又浮现在我底脑中。我默想着那些尸首不全的无名惨死者，我想着那些在地上泛滥着腥臭的血迹。我想起半个月前在江北道上看见一群几天几夜走不完的逃难者颠沛流离的情形；一个在道中被敌机炸死丈夫的年轻女人，抱着她已经臭的死孩子不放；另一个为了过度的惊吓，沿途呼号，哭泣着……
敌机放了一阵机关枪就飞开了。
雨下得出奇的大，我们在一个小小的车站下车，得走过一条被轰炸断，还没有修理好的大铁桥。在桥的那边，停着另一列车，我们要换乘它才能到上海。上面是密集而繁重的雨，下面是烂滑的污泥，人们结成一条长长的链子，蹒跚着，摸索着，到处都是咒骂，婴儿用黯哑的声音，摇动着两只小小的臂膀号哭着，母亲满眼溢着泪水……。苦痛，沉重，但是仍得走着，咬紧牙关，含着怨恨，从这一边走到远远的那一边，长长的结成一幅中世纪奴隶掠夺时代的流离图。
雨还是照样的下，但天却慢慢的稀薄起来，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间以清晰的机关枪声。
（ 摘自《恐怖列车》）
路上遇到梅，他告诉我：防卫南市的保安队和警察，已经开始往法租界撤退了。我不大敢相信，因为在前天的报纸上，我还看到蔡劲军局长“中国军警决与南市共存亡”的谈话。
“不相信吗？”他叫着，绝望的摇着手，“你到霞飞路去看看。”他走了，低着头。我知道他底心和全市知识青年一样也是受着创伤的。
天气非常阴沉，笼罩着很浓的雨意。
在南市那边，轰炸还在继续着，从龙华到民国路，形成了一个弧形的赤红的火光，把灰暗的天空渲染得变红了。
我沉闷地拖着脚步朝霞飞路走。到了商务印书馆门前的电车站，被一群人挤着停下了。
不到五分钟，梅的话证实了。成队的大卡车，在武装的法国兵和白俄巡捕的监视下，载着那些被解除了武装的战士过来，他们的制服和武器一样被解除了，只穿着白衬衫和短裤，在零度左右的气候下哆嗦着。但
他们依然沉默着，低着头，连对站在两旁的同胞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了。
街道上马上被一阵沉寂而严肃的气氛笼罩着，成千成万颗心在愤怒的跳跃着。站在我身旁的一个青年，眼中溢着泪，咬着嘴唇，捏紧拳头对那些耀武扬威的白俄巡捕摇摆着；有一个女人，用手帕掩住泪，从前面退下来，在人丛中躲着悄悄的哭，她不愿意去看那些感伤而又沉默的面孔。
我感到悲伤，胸口一阵重似一阵，眼睛酸痛，懦弱地回转头，迈开大步就走，像是被人驱逐似的，脚步是沉重的，忘记了寒冷，也看不见周围的一切。
回了家，二房东的娘姨告诉我，有一个女孩子来看我，她把房门打开了。
来的是一个ＸＸ女中的学生，两个月前她们自己组织了一个歌咏队参加到“文协”来，我曾和她联系过。
“对不住得很，林先生，”她说，局促地红着脸，“我没有征求过你的同意就跑来看你，我是有要事才来的。”
“没有关系，你坐下吧，慢慢说下去，你看你急成这样！”
“我到浦东大厦去过两次，”她镇定地接着说道，“我想找你们，但是５２０号是空的。５１９号只有一个人，他很凶的看了我一眼，大声说：‘什么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不知道！’我知道情形不对了，便走开
但是，我们学校发生事情，我又不能不找你。”
“从前天巡捕房去搜查过后，我们便搬开浦东大厦办公了。”我打断了她的话，插了进去说，“后来呢？”
“从今天起，我们被解散了。当我走前，校长正在命令校役焚毁我们的作文簿，课本有关抗日的也被命令用墨水涂去。有一个同学唱着《保卫大上海》，还被叫去责骂一顿。他告诉我们：爱国吗？哪个不知道，但是时间不同了，要唱歌只放在肚子里唱就得了……”
她说着，声调非常亢奋，泪水正模糊着她黑色的眼核。
“上海还没有完全亡掉，在我们学校里还能听到南市发出的炮声；但是，我们却要被迫着过亡国奴生活了。”
她底泪水滴下了，但她掉过头，偷偷的揩掉。
“校长还告诉我们，歌咏队是不准组织的，不然，被日本人知道了，他可不负责。”
“你们打算怎样？”我问。
“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大家的意见，请你们决定。”
“我们决定吗？”我沉着地向她看了看。“继续活动下去。我们不能因上海失陷而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向汉奸分子屈服。反之，我们今后的责任要比以前更重千百倍，环境也比以前艰苦千百倍。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工作需要做若干的改变，主要是采取半公开以至完全秘密的活动方式。环境不允许我们作游行示威，做救亡歌咏会，但我们可以做救护，组织、培训、动员民众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意见。你可以回去告诉她们，坚定自己，坚定周围的人，继续活动下去。”
她站起来了，勇敢的伸出手来。
天已经黑了，弄堂像死一般的沉静。
后楼那一对老年夫妇，又在黯哑的对哭着，三天前他们底独生子在南市被日本兵杀死了，只逃出这对五十多岁的老夫妇。
呜咽声把我刺痛着。在这同一时间，不知有多少人家的儿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下死亡，有多少年老父母为了他们底儿女哀哭；我悲愤，我没有勇气再想下去。四周的空气是闷人的，我需要新鲜空气，我把门锁上，走了出去。
（摘自《陷落后》）
把慰劳品搬上卡车，车跟着就开了。
我们屏息着气，默默坐在慰劳品上，互相对望，大家都在担心这一卡车值一千五百几十元的慰劳品，会不会顺利地送到目的地去。
卡车飞快地往前飞驰，突然在一个拐角处悄悄的停下了。
“各位用不着焦急，我们尽有许多时间可以把它安全地送到，”司机镇定的用他粗糙的手掌，拭去额前的汗珠，接着指一指天空，“你们听到没有？”
我们寂静下来，倾听着，在黄浦江边轰炸与高射炮响声正剧烈地交响着。
“我们的飞机又来轰炸了！”司机低声的补充着说。他是一个沉默的，不喜欢说话的青年工人；当我们为拿不出几十块钱去租一辆卡车，而向工友们呼吁帮助时，他是第一个自动跑来报名，甚至连这辆卡车也是他带来的。
等了十五分钟，轰炸和高射炮声都停止了。卡车嘟嘟的喘着气，朝前开走了，时时从外面投了一些阴影进来，我们沉默地互相挤着，过分的兴奋，使大家感到有点不安。
“你想一想，”赵洵做梦似的低声说，她的眼睛一直是微闭着的。“当我们到了那八百个英勇战士面前，我应该说些什么？”她底声音慢慢的低下来，“也许，我一句也说不出，我要流泪的，”接着，她叹息了。
不知是谁在轻轻的唱着《保卫大上海》，顿时谁都压抑不住自己了，血在每个人胸中汹涌着，奔腾着，于是你一句，我一句，慢慢的汇成了一股小合唱，从卡车内飞出，在冷寂的冬天的街道，朝四处散布，荡开了。
卡车突然走得缓慢起来，司机轻轻的敲打着窗，回过头来对我们比画着手势：
“请大家安静点，四行堆栈就要到了！”说着，他又重新回转头去，把帽舌扯得更低，卡车又飞似的朝前奔去了。
“同志们，我们实在是太感情用事，这样的唱着，怕敌人不知道我们是去慰劳的吗？敌人从两天前起正想用尽一切方法，要打破我们那座最后的堡垒，使我们八百个愿与闸北共存亡的勇士屈服，他们四周受包围，缺少吃和喝的，等待我们去接济；如果因了我们被敌人发觉而使得寄托了千万市民的血汗和希望的慰劳品不能安全的送到，那该怎么办？”
慰劳队长愤激地用坚定低沉的声音说着，大家都安静下来了，连喘息也不敢过响。
车爬上一条斜度很高的马路，不远的一边，有一座铁桥，叫垃圾桥，过了桥就是四行堆栈。我们要通过驻守这桥的英军防地才能把慰劳品送到的。
卡车蹒跚地爬行着，突然停下了。从桥的那边小钢炮、步枪声正密集的响着。炮弹拉着赤红的火舌，在空中四处飞射着。队长打电话去了，回来时，他颓丧地摇着头说：
“不行，敌人正对他们进行第六次进攻！”
“那怎么办？开回去？”
“不！我们要等一会，等待进攻停止了。”
车上只留下两个人，其余的都散开了。
我抱着沉重的心情，傍着两边的店铺，独自走着。流弹像火星似的到处射出，有一颗炮弹在马路中坠下爆炸了，恰巧有一辆黄包车赶到那里，于是车夫和乘客都血肉模糊的，瘫倒在地上了。
成群的人，他们是两天前从闸北逃难来，靠着弄堂角过夜的。现在炮弹也危及租界内弄堂角的安全了，因此，他们又不得不携老拖幼地满脸睡意的向安全区奔去。
我在十字路口被一群逃难的人挤住了，只得退到一家舞厅门口站住。
舞场门口，正炫耀着红绿色灯光，那么明亮。从舞场内，不断的荡漾出大鼓和爵士音乐的声音。直到现在，战争的烽火已烧遍了全上海，可是还有多少红男绿女过着迷醉的生活，炮声虽响，但被爵士音乐盖没了，被舞女的尖笑声盖没了。这使我想起爱伦堡的一句话：“一面是荒淫与无耻，一面是严肃的工作。”同在一个国家的领土上，同在一个地方，相隔不过半里路，却完全成了两个世界！有成千成万人们在炮火下流离失所，失散了，死亡了；却仍然有不少人迷恋着香槟和舞女的腰肢。我深深的愤激着，再也没有勇气听下去了，跨大了脚步，往垃圾桥那边狂奔过去，我热爱那从堆栈发出的英勇的枪炮的呼号，我想去看望我们的孤军，为保卫最后的堡垒而和敌人战斗！
但是，我被阻住了，武装巡警不让我过去，我只能默默的站在一边，观望着从垃圾桥那边发出的急剧的枪炮声。
当我颓然回转时，同志们正在听队长说话：
“今晚我们算是空跑了，我刚和四行堆栈谢团副通过话，他说：战斗正在剧烈进行，还要继续下去。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慰劳品带回去，明天再想其他办法。”
我们沉默着，没有人说话，大家正受着非常悲抑情绪的压迫。我把头埋在手中，想起了洵的话：“也许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我要流泪的！”同时，也想起那醉人的红绿灯和爵士音乐。
车回头开走了，送着我们的仍是那一阵剧烈的枪炮声！
（摘自《爵士音乐》）
１９３７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除租界外的整个大上海。我们这批人，在党周密细致的组织、安排下，分批撤退了。整个进步的文化队伍分三批，一批组成救亡工作队沿京泸线撤退，目的地是武汉；一批由海道乘英国船向华南撤退，目的地是广州；另有一批则留在上海隐姓埋名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我是属于朝华南撤退的一批，和我们走同一路线的，还有郭老、夏衍同志，和在炮火声中诞生的，《救亡日报》社同人。
（ 摘自《在桂林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