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时期的穆木天与彭慧
□ 穆立立
在创造社的几个发起人中，我的父亲穆木天是搞象征主义的。他以自己象征主义的诗歌以及诗歌理论为创造社增添了异彩，在诗坛赢得了声誉。然而他并没有抱着象征主义不放。因为，他之所以一度醉心于象征主义，主要是出于对“五四”以后中国新诗歌发展命运的担忧。穆木天并不像西方象征主义诗人那样是个颓废主义者，更不是在追求一个永远朦胧的世界。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当时的胡适正在把新诗引入散文化的歧途，他要从象征主义中寻找新诗的表现形式，揭示新诗这一艺术形式自身应有的特质。然而，面对着多灾多难的祖国，穆木天逐渐不能把自己的历史使命仅局限在对新诗命运的关注之中了。到1926年以后，靠象征主义，他已写不出诗来了。于是他就翻译了《丰饶的城塔什干》、《维里尼亚》、《商船“坚决号”》、《窄门》等一系列苏联早期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法国文学名著，而介绍进步外国文学正是“左联”提出的发展我国文学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
1931年初，穆木天来到了上海，由于他当时在文坛的影响和冯乃超、郑伯奇这些老友的介绍和举荐，他满怀激情地投入了“左联”的工作，成为“左联”创作委员会的成员，主要负责诗歌方面的工作。当时“左联”成员中有志于诗歌的人不少，他们一起热烈地探讨诗歌理论，研究诗歌创作的大众化方向等问题，也积极地付诸实践。
1932年夏成立了中国诗歌会。关于中国诗歌会，许多文章都有介绍，我也看到我父亲写的几页有关材料。那是他在文革中所写交代材料的底稿，是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始给穆木天落实政策时，退给我的。其中关于诗歌会，穆木天写道：“1932年夏，中国诗歌会成立。由卢森堡倡议，左联批准的。由我领头。左联内参加的，有卢森堡、杨骚、白薇、艾芜（后来没来）还找来蒲风、宋寒衣（森堡约的）、林穆光（蒲风约的）、黄叶柳（蒲风约的）”。显然，这个名单是不全的，但可作其它文章所提名单的参考。
诗歌会成立时，穆木天和任均等一起草拟了《缘起》。1933年2月他们出版会刊《新诗歌》时，穆木天写了发刊诗《我们要唱新的诗歌》，集中了大家讨论的意见。与他的《写给东北的青年朋友们》一诗相比较，“要捉住现实”是相同的，新的发展是明确了当时新诗歌创作的大众化、通俗化问题。这首发刊诗《我们要唱新的诗歌》可说是“左联”当时提出的文艺创作大众化路线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宣言。
父亲穆木天为人不善于交际，甚至有些木讷，平时说话有些结巴，但一涉及到诗歌等他感兴趣的问题时，却又变得很健谈，也忘结巴了。在诗歌会的同人中，他是年纪比较大，写诗的资历比较长的一个，在诗歌创作上可说是不同创作手法的过来人。他对象征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在诗歌评论和对新月派的批判中，他也总是从作者本人和作品的实际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乱扣帽子，大家都很尊重他。
1933年初，由于来了一些东北义勇军的代表，刘志明约穆木天一同做援助东北义勇军的工作。他们成立了国民御辱自救会，穆木天担任了秘书长，还参加了一个多月的党团。但为时不久，丁玲就找到穆木天，说已调他回“左联”，以后仍然主要搞诗歌会的工作。
穆木天还曾担任《文学月报》的编委（周扬主编时期），还一度当过“左联”的宣传部长。对此，在上面提到的那几页“交代材料”中他写道：“1932年夏秋之间阿英担任组织部长时，我做了十几天的宣传部长，止于是替组织部跑跑路而已。以后叶以群作组织部长，叫我去召开一个小组会。我说，我不会做政治报告，叶以群说看看报（指《申报》）讲讲就行了。小组参加的人有郑伯奇、沈起予、李兰。我讲了几句，他们说，我们讲的比你讲的好的多，你干不了，不要干了。他们叫我‘通电下野’。以后我就‘下野’了。”父亲把“交代材料”写得如此随便，显然是在忽悠“革命小将”。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除了诗歌方面的工作以外，穆木天对于担任什么长是不感兴趣的。此外也可以看出，在“左联”内部老朋友之间，关系是很自然、随便、不打官腔的。
对于穆木天个人来说，在“左联”时期还有几件重要的事，那就是两次被捕、入党、以及与我的母亲彭慧结婚。
穆木天第一次被捕，是1932 年3月，在法租界被巡捕房逮捕的。当时他住在美专后面的一个弄堂房里，那房子的亭子间里住的几个人出了问题，于是他就“被连累”上了。但只是在他的房间里搜到一本李亚农译的《铁流》，封面印有镰刀斧头。穆木天被捕后丁玲给他请了一位律师，叫周禹，刘芝民给穆木天以及同时被捕的几个人请了史良担任辩护律师。辩论结束后检察官宣告不起诉，几个人均宣判无罪，取保释放。那是在当年“五·一”前后，被关在在巡捕房的一个多月里，穆木天产生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
夏天，叶以群问穆木天是否想要入党，穆表示愿意。过了些天，丁玲就告诉穆木天，批准他入党了。之后，“左联”在四达里租了一个亭子间，为新党员办了一个训练班，讲课的有华汉、彭慧、耶林等。想来，我父亲穆木天和我母亲彭慧就是从此时开始进一步交往的。
我母亲彭慧于1930年结束在以孙逸仙命名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学习后，从莫斯科返回国内，1931年初从武汉到上海，先后在沪东、沪西地下区党委工作，年底调到“左联”。在“左联”参加党团的工作，并成为“左联”的执委会常委，还是创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她先后还在大众工作部和宣传部工作过。大众工作部的工作多是和工会配合搞的，设有辅导员的职务，辅导工人的文化活动，如出刊物，办夜校等。据说，“左联”组织还曾考虑让彭慧和一位男同志扮成假夫妻，按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做法建立一个“左联”的地下联络站，但后来并未实现。
彭慧从小喜好文学和写作，调到“左联”后，她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些组织工作。1932年她在《北斗》2、3期合刊上以“慧中”为笔名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米》，反映了“一·二八”战事时期上海工人的反日斗争，受到普遍好评。丁玲在该期的编后记中特别指出，这篇《米》是“出之于从事工农文化教育工作而且生活在他们中间的慧中君之手，这是值得特别推荐的”。这进一步加强了彭慧在文学事业上进一步发展的信心。
1933年春，穆木天和彭慧喜结连理，由于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文学志趣，他们的婚后生活是充实和幸福的。彭慧通过阅读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为自己日后的翻译和创作做了重要的积累。而穆木天在婚后的日子里，在写作、翻译各方面的成果也是相当可观的。
然而就在1934年夏 ，当我出生刚三个多月时，我父亲穆木天就被捕了。在穆木天被抓走的当天夜间，我母亲彭慧买通了一个奉命监视我家的警察，让他给我的大姨彭淑端送了封信，要彭淑端把穆木天被捕的消息通知郑伯奇，请郑伯奇通知“左联”的有关成员。这样，就避免了牵连其他同志。
郑伯奇当时在良友图书公司任编辑，他就找经常给《良友》画报供稿的青年画家黄祖耀（即黄苗子）帮忙营救穆木天，黄欣然应允。黄祖耀的父亲是香港《大光报》的总编辑，和吴铁成（当时的上海市长和淞沪区警备司令）曾同为孙中山的亲信，两人是至交。当时黄祖耀为支持19路军抗日，从香港跑到上海，被吴铁成安排住在其亲信上海公安局秘书长孙璞（孙仲英）的家里。孙璞是黄祖耀祖父的学生，旧学甚好，是南社成员，晚上休息时喜欢让黄祖耀陪他聊天，帮他圈点《汉书》。于是黄就在聊天时说，自己认识一个诗人穆木天，新诗写得不错，但最近被关起来了，其实穆并没有什么事，可能是个误会，希望孙璞能向侦缉队过问一下。孙璞听罢只说了句：“好吧，看看吧！”不久，穆木天就获释出狱了。
穆木天是在1934年7月被捕的。被捕后他没有暴露自己是“左联”的成员，更没有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出狱后由于受到国民党警特的监视，失去了与党的关系）。为了应付敌人，穆木天以一个普通文化人的身份，写了一段有关自己文艺观点的东西，表达的是他本人一贯的文艺主张，也是和“左联”的纲领以及“左联”的一些主要作家的观点一致的，但他用了当时进步势力在国统区经常采取的比较隐晦的手法，也就是类似“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这条标语所用的手法。通篇全面来看，穆木天写的这篇有关自己文艺观点的意见，是正确的。不懂文艺理论的国民党警务人员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自然不满意。但过了些日子，大概是在九月，还是把穆木天放了。穆木天之所以能出狱，关键就在于黄祖耀的营救。
然而情况很快就变了——穆木天的家被国民党警特人员监视起来，《申报》和《大晚报》上登出了一则中央社编造的所谓“消息”，其标题是“左联三成员发表脱离宣言”（没说脱离什么组织）而在标题下的按语中又说：“左联盟员穆木天等等发表脱离左联‘意见’”，然而，在“消息”中引用的所谓“意见”中根本没有提到“左联”，更没有说要脱离“左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被人们称作“造谣社”的中央社在造谣。因此，凡是当时在上海见到中央社这一“消息”的朋友都不认为穆木天有什么问题。然而，只是听到这一谣言的人有的就对穆木天产生了疑惑。特别是解放后出版的《鲁迅全集》的注释中竟然也不加分析地说：“《大晚报》刊出了‘穆木天等脱离“左联”’的报道”，并且全文照搬地引用了中央社的“消息”，这就更加混淆视听了。于是1956年以后我的父亲穆木天不仅背上了“右派”的罪名，还背上了国民党中央社编造的、《全集》又加以散布的罪名。父亲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明什么，也没有为自己辩解过什么，只是让我“相信党，听党的话，好好工作”。当时我弄不清父亲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虽然很想听组织的话，和他划清界限，却又总是划不清。直到文革后，配合组织的审查，我自己也从各方面做了一些调查，才了解到事实的真相。1989年，父亲穆木天的“右派”冤案得到昭雪。2005年，新版的《鲁迅全集》中有关穆木天的注释也做了一点修改——在中央社“消息”引用的“意见”后加上了一句话：“文中并无‘脱离左联’的字样”，总算是让穆木天从“脱离左联”的冤案中得以解脱！
从1934年秋天开始，我家就处在在国民党警特监视之下，因此我的父母亲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但他们仍然本着自己一贯的，也是“左联”一贯的正确主张，在家中整理、翻译文稿。穆木天的诗集《流亡者之歌》、杂文集《平凡集》，他编撰的《法国文学史》，他翻译的我国第一部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欧贞尼·葛郎代》等都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完成的。由于孩子小，彭慧的精力难免有些分散，但她还是陆续翻译了柴霍甫的《忧愁》、涅克拉索夫的《一时间的骑士》、屠格涅夫的《海上的火灾》等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成为我国最早直接从俄文翻译俄苏文学的译者之一。
大概在1936年，上海警察局解除了对我父亲穆木天的监视，我家就搬到了法租界，开始了与外界的联系。此时“左联”已经解散，我的父亲穆木天就开始和原“左联”诗歌会的成员以及文艺界的一些朋友一起筹建成立了中国诗人协会。穆木天起草了协会的成立宣言，成为协会的理事。母亲还开始了一些有关妇女救亡的工作。后来我的父母穆木天、彭慧的精力主要投入到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左翼文化活动中去了。此后，直至全国解放，他们一直坚守在左翼文化战线和教育岗位上，像“左联”其他许多成员一样，为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鼓舞青年投身革命、迎接全国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