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亮相的“左联”作家宣侠父
□ 金 戈
宣侠父（１８９９—１９３８），浙江诸暨人，曾担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革命先烈。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共建党８０周年纪念展览会上，他的遗照出现在８０位烈士行列中。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是三十年代登上文坛的文化人，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位秘密盟员。
但是，对他在“左联”最艰苦时期所做的重要贡献，在一些文学史专著和教材中尚未发现有关记载。现将曾查访的资料整理成文，仅供文学史家参考。
关于《西北远征记》和《入伍前后》
宣侠父生前
关于宣侠父写两本文艺书籍的史实，先父金城是第一见证人。金城及其堂弟金树望都是
侠父１９２９年底到１９３０年初住在武汉弟弟宣翼父家中，写作《西北远征记》，金城夜夜在旁替他誊稿。而长篇小说《入伍前后》是侠父住在镇江小岛三江营的妹夫胡礼泉家中时，挑灯写作的，金城又坐于侠父身旁誊写，金城是两本书的第一读者和见证人。
《西北远征记》，侠父原定书名为《灰梦》。完稿后，由金城携至上海，送给在复旦大学任教的陈望道。陈一口气将书读完，赞不绝口，立即推荐给北新书局，并将书更名为《西北远征记》，用笔名“今秋”，于１９３０年 ５月出版。长篇小说《入伍前后》，据金城、金树望和阳翰笙等回忆，这本书写作时间是１９３０ 年９月至年底。
关于《入伍前后》，据金城、金树望及阳翰笙介绍，小说设置的故事，发生的地方叫杨楼泗，地处两湖交界处。小说的主人公原型是侠父家乡诸暨长澜柴家（村名）一个贫苦的孤儿柴阿宝。柴阿宝幼年丧父，继母被赶回娘家，房产、地产均被伯祖父恶霸地主“柴王”霸占，阿宝被迫做长工。１９２８年底，宣侠父与金婉琳从金村回到故乡长澜成婚。新婚之夜，金树望从金村跑来报信：因有人告密，敌人已在金村一带搜捕侠父，金村当时是我党的活动中心，被称为诸暨的“小莫斯科”。于是侠父跑到柴家去躲避敌人搜捕，住进柴阿宝家。宣与阿宝早年相熟，这次又替他用文言写了一份《柴阿宝冤单》为他伸张正义。这份冤单被柴阿宝一直珍藏到诸暨解放。小说主人公的生活依据，还来源于侠父在西北军中熟悉的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西北军兵士多出身农民，军官也多为行伍出身，忍苦耐劳，比较容易接受革命的启蒙，这是西北军不同于以帝国主义为政治靠山的直、奉军阀部队之处。侠父将柴阿宝原型与他熟悉的西北军中官兵形象加以艺术地集中概括，塑造了自己小说的主人公。
其次，小说的题材和主题是写“兵运”、“兵变”，讲一个贫苦农民入伍前后觉醒和斗争的故事。他从农民变成军阀部队的士兵，逐步接受革命思想，成长为发动兵变的带头人，杀掉军阀部队的连长，带领全连投奔了红军。小说表达了作家的审美理想，也是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经验的艺术概括。“带兵”是作者长期以来的政治抱负，是他投考黄埔军校的初衷，是他离开黄埔，进入西北军中长期革命实践活动的目标。但是１９２７年冯蒋、冯汪勾结，出卖革命后，他痛心疾首，更坚定了理想追求——共产党一定要创建党领导的军队，要掌握枪杆子！他亲历的血的教训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当时敌强我弱的中国，武装斗争不应如大革命时期那样，再去攻打武汉、西安、郑州等大城市，而是要到农村中去建立根据地。因此，他自觉地抵制了关于攻打城市的李立三盲动主义路线。他曾亲自回到家乡组织农民运动，又在小说《入伍前后》中形象地加以再现。他的理论修养和他从事兵运工作的实践经验，使他的艺术创作立意高远而深刻，他的小说武装夺取政权的主题鲜明，色彩十分红艳。
由于作者具有农运、兵运亲身体验，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又有艺术地塑造人物性格、描绘场景、善抓细节的才能（这些在《西北远征记》中已展现出来），使小说中的人物活灵活现、真实感人。小说的语言也精炼、生动、富有魅力，凡是读过此书的人，都极为称道，认为它不是观念大于形象的作品，而是一部革命的现实主义小说。
正是由于色彩太红艳了，就犯了白色恐怖政权的出版大忌，１９３１年１月，金城携书稿再次到上海寻求出版时，国民党政府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刚刚出台，而此法要治的第一条“罪”就是：“宣传鼓动兵变罪”！侠父当时的工作正是在国民党梁冠英的２５路军中从事秘密“兵运”、“兵变”工作。他写的《入伍前后》小说又宣传鼓动“兵变”。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如敏感而勇敢的海燕，搏斗在大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正因为如此，他这部小说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出版，而原先为“左联”的出版机构太阳社、创造社的书店已被查封。“左联”五烈士也于２月血溅龙华，左翼文学活动转入低潮……直到办了湖风书局，他将《入伍前后》自费印制了２００本，在书上印了一家不存在的出版社的名字，作者署名为“石雁”，由阳翰笙、阿英等秘密分送给了“左联”作家。
这本书的印行和赠送时间，是在１９３１年的上半年，在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１９３０年３月）， 阳翰笙的《地泉》（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发表之后，在丁玲的《水》（１９３１年９月）的发表之前。《入伍前后》在现代文学史上本该占有一席之地。却因白色恐怖环境的限制，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使这本小说当时无缘正式公开出版与读者见面，实在是一件憾事！
筹金创办湖风书局
关于宣侠父与“左联”的关系，作为“左联”负责人之一的阳翰笙在１９８２年写的回忆录《宣侠父与左联》一文中有详细的回顾。他详细记载了宣侠父秘密加入“左联”的情况，还记载了宣侠父对“左联”的重要贡献。文中称宣侠父筹金创办的湖风书局是“左联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唯一的自己的出版机构。它将载入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史册。”
１９３１年１月，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左翼文学运动转入低潮，左翼文学刊物和书籍的出版陷入困境。当时，在国民党军队梁冠英２５路军（驻江苏江阴）当总参议的共产党员宣侠父来到上海，通过一位党内同志与阳翰笙见面，目的有二：一是想“与左联发生组织联系”，即加入“左联”。二是商谈自己的小说《入伍前后》印行问题。当他得知“左联”的出版困难后，便主动提出设法筹款帮助“左联”建一个自己的书店。阳翰笙将见面情况向“左联”和文总的领导汇报研究后，又与侠父见面，告诉他“左联”接受他为秘密盟员，并请他帮助办书店。
于是，宣侠父说服了梁冠英，请他出资在上海帮助几个文人朋友办个书店。梁出了３万元大洋，侠父携款到上海，又介绍自己的黄埔同学，同乡周濂卿任经理，内侄金树望及同乡马产宁去当店员，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上海七浦路上建了湖风书局，请其兄宣归父——诸暨著名书法家题写了书店匾额。为了书店的开业少受干扰，周和金作为梁冠英的代表曾去拜访过杜月笙。书店开张后，出版了文化总同盟党团秘密机关刊物《文学导报》（先为《前哨》），还出版了丁玲主编的文学刊物《北斗》，终于使左翼文学有了自己的喉舌，自己的出版阵地，为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据阳翰笙回忆，冯雪峰和楼适夷任主编的《前哨》由
“左联”在湖风书局创办的《北斗》杂志，于１９３１年９月创刊，由著名女作家丁玲主编。丁玲震动文学界的小说《水》连载于《北斗》第１卷第１至３期，冯雪峰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发表于《北斗》第２卷第２期，该文总结了“左联”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经验，提出了几条标准，对左翼文学起了示范和倡导作用。《北斗》不仅是“左联”的战斗阵地，也是当时上海的文学园地，它刊登不同文学观念、文学风格、文学体裁的作品，团结了非左翼的作家，发现并培养了文学新人，被文学史家杨义的《中国新文学图志》肯定为“容量丰厚，建树斐然”，具有“母亲胸怀”，能准确体悟把握文学规律的文学期刊，从而使她的意义“超出了左翼之外”。这一切均需通过出版得以展现，小小的湖风书局，是功不可没的。据金树望回忆，他们的书店在楼下，而楼上就成了“左联”成员及左翼人士的秘密聚会和活动场所，他曾亲眼见过鲁迅、茅盾、史沫特莱等人在上边聚会，金树望也常到丁玲、姚蓬子（诸暨同乡）等人处去做一些联络工作。
湖风书局不仅出版了一批左翼作家的革命性、战斗性强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译作，他还出版了鲁迅推荐的插图精美、揭示人性、表现人类性的译作《夏娃日记》和《勇敢的约翰》。
在《鲁迅日记》中，我查到了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３日、１６日、２４日、２５日、１０月６日、１２日、１３日、１７日、２６日、３０日、１１月２日、１２日、１４日等１３篇日记。记载有关于孙用译《勇敢的约翰》一书在湖风书店出版的情况。鲁迅曾为其校稿，收版税及寄书、寄钱。
在《鲁迅书信集》中，更详细记载了有关湖风书局出版此书的情况：从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９日致孙用信中得知，那一天鲁迅收到了孙用寄给他的信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著《勇敢的约翰》译稿，译自世界语版本。鲁迅原来打算列入由春潮书局拟出版的《近代文艺丛书》中。但是１９３０年９月３日鲁迅致孙用信中写道：“《勇敢的约翰》先亦有书局愿出版……而对方后来态度颇不热心（上海书局，常常千变万化）我恐交稿以后，又如石沉大海，便作罢……为赌气起见，想自行设法，印一部给大家看看……”
在１９３１年７月３０日鲁迅致李小峰信中又说：“《勇敢的约翰》已有一书店揽去复印，不必我自己印了。”鲁迅９月１５日致孙用信写道：“《勇敢的约翰》有一个湖风书店印去了。它是小店，没有钱，所以插图１２幅及作者像一幅，是由我印给它的……”在１０月５日信中说：“……印字及纸张由湖风书店承认，大约二百元上下……书店为装饰面子起见，愿意初版不赚钱，但先生初版版税，只好奉百分之十，实在微乎其微了……所以这一本翻译，几乎是等于牺牲。”
从以上鲁迅书信中我们可以得知：一是当时左翼作家出版著作或译作十分困难，鲁迅为出孙用翻译的匈牙利革命诗人的诗集历时两年，不仅要冲破白色恐怖之困难，而且要费周折与书店打交道，以至于鲁迅曾“赌气”想自己出钱印行此书。二是在这困境中一家小店——湖风书店解决了出版问题，尽管从经济上不能得到什么收入。同年１１月１３日，鲁迅在寄１０本样书给孙用的信中写道：样书款是不用寄书店的，但是“这回的本子，他们许多地方都不照我的计划，毛边变了光边，厚纸改成薄纸，书面的字画，原拟是偏在书脊一面的，印出来却在中央，不好看了。”可见鲁迅对出版书的质量期望值颇高，而湖风书店出的书却远远不尽如人意。然而鲁迅在这封信末还是颇感欣慰，他写道：“不过在这书店都偷工减料的时候，这本书还可以说是一部印得较好的书；而且裴多菲的一种名作，总算也介绍到中国了。”鲁迅了却一桩心愿，他如释重负。
宣侠父如果能得知湖风书局出版的《勇敢的约翰》被鲁迅评价为“是一部印得较好的书”也会欣慰的。所以阳翰笙才说，宣侠父寻找资金办湖风书局，对“左联”和文总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湖风书局从１９３１年创办，到１９３３年被查封，历时两年。
在书局成立后，为了“左联”开展活动，阳翰笙第二次找宣侠父筹钱，据金树望回忆，宣侠父不仅从梁冠英处又筹措到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侠父甚至还捐过自己私人的钱。
现代文学史家，请不要忘记宣侠父——一位长期隐蔽于敌后，在敌军营垒中战斗而未能公开亮相的“左联”文坛的革命作家、革命先烈，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两本书加入了“左联”，他为“左联”创办了唯一的自己的出版机构——湖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