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就义前谈“左联”、鲁迅等
□ 丁言模
嗣后，《国闻周报》第12卷26期发表李克长编写的《瞿秋白访问记》（简称《访问记》），配有瞿秋白的正面照片，前有编者按语：“本文作者于其毕命前之两星期（六月四日）访问瞿氏于长汀监所，所谈多关（于）个人身世，了无政治关系，故予刊载，以将此一代风云人物之最后自述，公诸国人。”此文发表后产生很大影响，引起国内外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发行《救国时报》（1936年6月20日第三版）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一周年的专版里，特地刊登《烈士风度一瞥，国闻周报记者之“瞿秋白访问记”》短文，前有编者按语，并摘录访问记中一些片断：
瞿衣青布短褂袴，身材约中人高度，微胖，脸色黄黑，眼球无甚神采，两手丰润，神情态度，颇为暇逸。记者入室时，适瞿正伏案刻石章，闻步履声，即起立点头，并问记者来意及姓名。
……
问：足下云爱好文艺，赤区中的文艺政策如何？对于所谓普罗作家以及“左联”等有无指导？
答：苏区对于文艺方面，认为暂时未能顾及，听其自然发展，至（于）一般普罗作家，原先患幼稚病者甚多，公式化之作品，久已为人所讥，我素来即不阅读。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其中共产党员，只有四五人，余人至多不过为同路人而已。关于文艺理论方面，“左联”有时来问及，即告知以大体轮廓，至于发挥阐述，全由执笔者本人为之。
问：鲁迅，郭沫若，丁玲等与共党之关系若何？
答：鲁迅原非党员，伊发表作品，完全出于其个人意志，只能算为同路人。郭沫若到日本后，要求准其脱党，闻系出于其日本老婆之主张，以在日如不脱党，处处必受日本当局干涉，不能安居。苏维埃中央原谅其苦衷，已准其脱党。丁玲原为上海大学学生，我当时有一爱人与之甚要好，故丁玲常在我家居住。丁玲是时尚未脱小孩脾气，尝说，“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样就怎样，党的决议的束缚，我是不愿意受的。”我们亦未强之入党，此时仍为一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其作品甚为可读。与胡也频同居后，胡旋被杀，前年忽要求入党，作品虽愈普罗化，然似不如早期所写的好。此外成仿吾为苏区党校教授，已随朱毛西去。
瞿秋白出生于一个破产的“士的阶级”家庭，从小浸染了中国“士的阶级”的传统文化影响，受到良好的艺术教养，包括父亲文人习性的潜移默化和母亲的谆谆教导。“五四”运动促使他走进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行列，他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道德准则和政治理想逐渐发生变化，形成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远大的社会变革抱负，从一个文学爱好者走上革命道路。
当初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特约记者第一次赴苏俄采访，撰写了两部著名的散文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崭露文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23年4月7日，陈独秀致信胡适：“秋白兄的书颇有价值，想必兄已看过。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此书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
1931年初六届四中会议上，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才有机会重返文学战线。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曾与瞿秋白谈话，劝他继续搞政治工作。瞿秋白却使劲摇摇手，表示拒绝。
随后，中共中央想把瞿秋白送到莫斯科去治病，共产国际表示同意，并提出让瞿秋白再次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此职务最终被王明所占据。这些解密的档案资料，可以揭开一些谜底：由于瞿秋白还是党内“重要人物”，因此他曾受中共中央委托，一度代管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于是产生了他和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一段光辉历史。
在《访问记》中，瞿秋白认为：“一般普罗作家，原先患幼稚病者甚多，公式化之作品，久已为人所讥，我素来即不阅读。”不过他曾翻看了华汉（阳翰笙）小说集《地泉》（即《深入》、《转换》、《复兴》“三部曲”），撰写了《革命的浪漫谛克——评华汉的三部曲》一文，严厉地批评说：“《地泉》固然有了新的理想，固然抱着‘改变世界’的志愿。然而，《地泉》连庸俗的现实主义都没有做到。最肤浅，最浮面的描写……” 并指出，“应当走上唯物辩证法的现实主义的路线，应当深刻的认识客观的现实，应当抛弃一切自欺欺人的浪漫谛克”。阳翰笙时任“左联”党团书记，邀请左翼文坛上活跃的瞿秋白、茅盾、郑伯奇、钱杏邨，以及作者本人同时作序，主动将自己几年前按照“革命文学”公式写的小说作为批评对象，希望大家以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作为“批判武器”，纠正“革命浪漫谛克”倾向的错误。
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是当时“一般普罗作家”的通病，也体现在左翼文艺理论中。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由冯雪峰起草、瞿秋白修改定稿的新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指出要与那些观念论、机械论、主观论等斗争。瞿秋白参与领导“左联”时，积极翻译和编写《“现实”——马克斯主义文艺论文集》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当时中国文坛打开一扇“世界之窗”，帮助读者从各个不同角度去理解恩格斯等人的方法论、评价尺度和审美观念，这是瞿秋白为中国现代文学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瞿秋白在《访问记》中谈及“左联”时，说了一些实话：“关于文艺理论方面，‘左联’有时来问及，即告知以大体轮廓，至于发挥阐述，全由执笔者本人为之。”但是对于“左联”的党组织情况则是泛泛而谈，“其中共产党员，只有四五人，余人至多不过为同路人而已。”并认为“鲁迅原非党员，伊发表作品，完全出于其个人意志，只能算为同路人”。
“同路人”在前苏联文学里，指资产阶级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一个作家阶层，其中有深刻的政治和历史背景。1923年托洛茨基首先提出“同路人”，并引起重大争论。瞿秋白曾撰文论述“同路人”，鲁迅还译介“同路人”文学，多有论述。在监狱里接受采访时，瞿秋白借用“同路人”的概念。如果把这概念看作是多种含义、多层次的，再与他以前写的《<鲁迅杂文选集>序言》结合起来分析，那么可以理解他的用心良苦。因此，这既是点评，又是“保护”，包含赞许之意——为“知己”鲁迅留下的最后“遗言”。他掌握尺度适当，“多一分”则过，“少一分”世人则不信。
三十年代初，瞿秋白重返文学战线，他与杨之华遭到敌人疯狂的追捕，同时继续受到党内“左”倾无情斗争，在此“内忧外患”的恶劣环境中，鲁迅及时伸出温暖双手，设法解决瞿秋白夫妇各种困难，许多感人事情已为大家熟知耳详了。杨之华回忆说：“秋白和我都很敬重鲁迅先生，知道他在兄弟中居长，就亲切而尊敬地称他‘大先生’。”在“先生”前面加上一个“大”字，因为鲁迅在三兄弟中为长兄。瞿秋白夫妇4次到鲁迅家里避难，两家住处曾经仅相隔一条小马路，瞿秋白才有机会与鲁迅推心置腹地长谈。
瞿秋白遭到党内“无情斗争”，心里有许多话无法对外说，也不可能说，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伴侣”杨之华。但是，他可能对鲁迅说了心里话，遗憾的是没有确证。1932年7月，瞿秋白在鲁迅家里避难长谈后，书写自己旧诗赠送给鲁迅，其诗为“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诗后附题跋：“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录呈鲁迅先生。”同时，瞿秋白还书录另一首新诗给鲁迅：“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跋文：“近读《申报·自由谈》，见有人说真正快乐的情死，却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此外，尚有‘冷摊负手对残书’之类的情调，实在‘可敬’。欧化白话文艺占领《自由谈》，正象国民革命军进北京城，欲知后事如何，只要看前回分解可也。因此打油一首。”这两首诗反映了瞿秋白今昔不同时期的思想境界、心态变化等，形成鲜明对比，从中可以悟出一些当时他俩长谈的话题和内容。
瞿秋白与鲁迅能够成为“人生知己”，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当时“孤独”的瞿秋白迫切需要有鲁迅这样一个“神交”的长者。只有亲身经历了那段艰辛日子的人，才会真正明白其中的珍贵感情。杨之华回忆说：“当我们在监狱似的亭子间里生活的时候，谁能够像他（即鲁迅——引者）那样的热情，一批批的书送给我们看。他是我们的寂寞和患难中的知己……”这里说的“谁能够像他……”透露出许多弦外之音，杨之华不想多说，也不能说明，这只有从“监狱似的亭子间里生活”中细细地去品味。
瞿秋白临刑前的“遗言”，称鲁迅为“同路人”——志同道合的“同志”，不尽言语浓缩在其中。
郭沫若的名字，瞿秋白也很熟悉。1926年初，由蒋光慈陪同前去，瞿秋白初次与郭沫若见面，双方谈了许多话。郭沫若回忆说：“谈了有一个钟头的光景，秋白说他另外还有事，便又和着光慈一道告辞走了。……不久便有广东大学聘我的消息。后来陈豹隐对我说过，这事是出于秋白的推挽。但秋白自己却不曾对我说过。”此后，郭沫若接受瞿秋白的意见，着手翻译《战争与和平》，1931年8月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了第1册(上)，译到三分之一因故中断。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与高植重新合译，另行出版。
1927年武汉时期，瞿秋白与郭沫若有来往。1928年春，瞿秋白前往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之前，在《布尔塞维克》编委会的会议上，瞿秋白提起创造社请求党中央派人前去指导。他说：“郭沫若和我们有联系，在上海时常常同周恩来见面。”郭沫若曾劝回国的日本留学生与共产党合作，不必另办刊物。现在创造社里有两个同志，即李民治（李一氓）、欧阳继修（阳翰笙）。前者原是郭沫若的秘书（大革命时期北伐时，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一氓为总政治部秘书），后者则是上海大学学生，这两个人办一个小型刊物《流沙》。会议决定派郑超麟前去指导，郑超麟希望瞿秋白去，瞿秋白因要赴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郑超麟只好服从。
瞿秋白被关押在长汀监狱里时，联想起郭沫若，委托他人带信给郭沫若，信中回忆与郭沫若交往的诸事，并认为自己“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量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此后，瞿秋白便接受李克长的采访，谈及郭沫若时，仅说“脱党”事情，其他避口不谈，这也是一种保护的意味，因为郭沫若也是反动当局通缉的对象。
瞿秋白与成仿吾交往的史料不多见。成仿吾早年参加创造社，1928年8月，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瞿秋白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自然知道一些情况。1934年1月，成仿吾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负责教育工作，并担任党校政治教员兼高级班主任。瞿秋白迟于成仿吾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相当于教育部长），与成仿吾有工作上联系。后来成仿吾参加长征，与徐特立任干部团政治委员，著有《长征回忆录》等。对于成仿吾，瞿秋白也不想多谈，只说他“已随朱毛西去”。
在监狱里接受采访之前，瞿秋白已撰写近两万字的自传体《多余的话》。采访时他还解释说：“‘多余的话’已脱稿，还打算再写两本，补充我所想讲的话，共凑成三部曲。”即《多余的话》和《读者言》、《痕迹》，但是，他来不及撰写后两部书，只留下《未成稿目录》。该“目录”的标题有“丁玲和他”（这里的“他”也许是笔误，亦指“她”——王剑虹）、“真君潭（雪峰）”、“忆太雷”、“生命的伴侣”（杨之华）等，唯独没有“人生知己”鲁迅——作为单独的标题，埋藏在心底，“为了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