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闪烁光芒的流星
建国后出版了许多现代文学史的著作和文章，几乎没有人提到耶林的名字。只有建国前丁易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提到耶林在丁玲“左联”时期办的《北斗》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村中》。当时的左翼作家，只有耶林触及了“苏区”反围剿这一主题。关于耶林的小说，１９３８年胡风在香港出版的《密云期风习小记》中有过一篇评论，肯定了耶林小说的内容和主题。
无论是丁易，还是胡风，都不清楚耶林的生平，在介绍耶林的作品时，只能就作品论作品，而且耶林的作品，目前所发现的也只有那么三、两个短篇。耶林原名张眺，笔名耶林，党内名叶林。１９０１年出生于山东潍县（现在潍坊市）寒亭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耶林的画画得很好，潍县寒亭杨家埠是我国四大年画产区之一。耶林受家庭进步思想和环境艺术氛围的影响，从少年时代就有与众不同的抱负。
耶林出生时，家庭属于小康，父亲一死，由于人口多，经过多次分家，读书时家境已败落，他便开始了打工自学的生活。曾到东北找五兄谋过职业，到青岛自开过画室，接触了当时青岛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在家乡当过小学校长，受“五四”运动和《新青年》杂志的进步思想影响，提倡白话文，自编白话尺牍教学生；担任中学教师时，在学生中大力宣传新文艺。与潍县早期的党员张同俊交往密切，并被介绍入党。１９２７年国共分裂影响到山东，耶林受到分裂后的国民党县党部的压迫，出走南方，考入杭州国立艺专，与李可染同窗共寝成为挚友。由于继续在艺专同学中传播进步的文艺书刊，被浙江省党部怀疑为左倾分子，被关进杭州陆军监狱，在狱中接触了一批“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了耶林的革命意志。耶林被林凤眠校长保释出狱后，立即到上海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参加了方兴未艾的左翼活动。因为他是学画的，从组织左翼美术活动开始，与以鲁迅为首的“左联”共同战斗，与冯雪峰，阳翰笙等一起成为三十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的骨干。１９３２年曾一度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主持过文委的工作。他的住处是文委的机关，完全成了职业革命家，身份越来越隐蔽。周扬生前写信说：“叶林当时能找到我的住处说明他是上级，当时上级能知道下级的住处，下级不知道上级的住处……”
１９３１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央领导开始向苏区转移。１９３２年冬，中共中央决定耶林撤往“苏区”。１９３３年初（旧历年前）耶林化装为商人，由地下交通带领经安徽屯溪通往闽浙赣“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到了方志敏苏区。耶林（叶林）到了“苏区”即参加了“苏区”的文教建设，并参加了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与方志敏等同时被选为主席团十二位成员之一，后被选为闽浙赣省文化部长（文化部同时管教育），方志敏被选为主席。耶林在《红色赣东北报》上画过一些革命画，写过一些文章。领导普及了闽浙赣苏区的列宁小学，大力开展扫盲活动，在乡村普遍建立了列宁文化角。该苏区的文化教育建设被中央誉为模范区，耶林为此做出了贡献。
当时闽浙赣省委的书记是王明派出的钦差大臣曾洪易（后叛变）。曾洪易积极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在肃反中迫害正派的革命同志。借方志敏率部队东征时，扩大肃反打击面。耶林在此背景下被杀害，年仅三十四岁。耶林是左翼文艺战士中最早受左倾错误路线迫害者。
从耶林生平中可以看出：尽管他三十几岁就牺牲了，但他短暂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在前进，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散发着光和热，决不过“梦里老”“疑晴晚”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为实现“女娲非巧”的“补天”宏愿，競競业业的为革命工作。
耶林的文学创作实践
“左翼文艺家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作品要以无产阶级感情为内容，支持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向国际反无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斗争”这是“左联”在理论纲领中向左翼文艺家的号召，是左翼文艺家遵循的最高创作准则。
耶林的小说无论是《月台上》还是《开辟》都是写的失业工人，积极响应了“左联”的号召。《月台上》写的是在帝国主义奴役下的失业工人；《开辟》是写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失业工人群体。《月台上》是写被奴役的个别失业工人的悲惨境遇；《开辟》是写有组织的工人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实况。前者可以说工人还处在“自在阶级”的状态，后者已到了“自为阶级”的状态。从“自在”到“自为”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不管哪一种状态，作为文学作品，必须以形象来反映，而不是抽象的教条。
在松花江岸上，无边的森林外，在那里常年有比人高的草，只有一条小路是通到城市的，在地面上看着脚迹，可以分辨出熊和老虎。在这样的森林边住着一个老人和他的老婆。一个日本人打猎到这里来了，遇着了他。他帮日本人打得了许多禽兽，他自己只拿了一只麝带。他招待日本人在他的家里住了两天，帮助日本人逃开了狗熊。因为这，日本人把他叫到某地去做一个管仓库的工人。在仓库里，虽然他竭力奉承那个被叫做“先生”的中国人——工头，但三个月以后，因为他请假回去看老婆，位置被人抢去了。他疯狂似地奔走了三天，连日本人都不肯帮他，以后只好又回到森林边去过了五年艰苦的生活。这期间，森林被砍伐得远离了他的家，野兽减少了，老婆死了，房屋被山洪冲毁了，他只好流浪到了长春。在长春他又遇到了那个日本人，让他回到了仓库，但两天以后又被那个“先生”（工头）驱逐了。从此他抱着回到仓库去的希望，狗一样地过了很久的流浪生活，最后终于得到了那个（工头）“先生”死的消息，他满怀希望赶到长春去，但在去长春的一个车站的月台上，被日本兵当作“小偷”抓住，猢狲似地被戏弄，狗似地被毒打。这就是《月台上》这篇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
森林老人从打猎到做工的简单经历，已经勾勒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失业工人命运的缩影。老猎人暂时离开艰苦的狩猎生活走进了大城市，然而也只有梦幻的三个月，等待他的是侮辱，践踏和悲惨的死亡。在三十年代那些失掉土地的农民，在上海杨树浦日本纱厂做工的男女工人，不也有同样的命运吗？耶林曾亲眼看见：被日本“拿摩温”敲打的中国工人，为了生存也只能“啊里牙岛，啊里牙岛”哀告而已。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是一个过程，是从不自觉受奴役到自觉的反抗奴役的过程。受压迫者有本能的反抗意识，但是，不经教育、启发、组织、领导，即使反抗也是乌合之众，就个别而言，面对强大的统治阶级的力量，象森林老人一样反抗也只能是悲剧。现实中的工农受尽屈辱，作家应站在什么立场上去描写？是同情工人的不幸，揭露殖民者的暴虐，还是欣赏工农身上被奴役的伤疤？这是一个立场问题。耶林对森林老人的不幸是控诉式的描写，以此引起人们对殖民者的憎恨和反抗，但相比更多的左翼作家，耶林更早更自觉地意识到，作家必须“以无产阶级感情为内容进行创作”。
工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从遥远的满洲走向了《开辟》里的上海工人的草棚里。耶林在“立三”路线时，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前后，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到杨浦区松义里，长期与纱厂、牙刷厂的工人住在一起，感受了工人生活的一切。正如他当时给丁玲的信中说：“我刚从工人区搬出来，不久又要搬回工人区域去。我象拜伦厌烦英国一样，厌烦小资产阶级生活”。“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紧接着出现了“一·二八”事变。当时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救亡”的呼声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抵抗；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炮轰，上海许多工厂停工，造成大批工人失业。上海总工会、上海反帝大同盟，在党的领导下派出了大批的党员干部，深入到失业工人当中宣传抗日救亡，组织工人除奸防特，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耶林是党派往工人区的党员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他自觉地响应党的号召，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耶林的《开辟》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斗争的一个侧面，将他亲眼所见，亲身体会，用艺术的形式概括了出来。
《开辟》描写了一大群失业工人：老高、阿二、小信子、大马、小水子……，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商量着如何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在他们发现汉奸破坏时，个个义愤填膺；发现了敌人的拉拢腐蚀，坚决地予以抵制；发现了自己的同志，因家庭生活困苦，多用了团体的块把钱，表现了大公无私，认真追查。最后查明为同志困难所需，经大伙一起讨论，把自己仅能维持生命的一点钱拿出来补齐团体公款。在这里把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团结战斗”写得多么真切呀！
《开辟》不是一般地描写工人的不幸遭遇，悲苦的生活，而是描写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的团结战斗的生活。这在上世纪３０年代的左翼作家中，也是不多的。正如耶林当时在给丁玲信中写道：“一个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只要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是可以写无产阶级的文章的，这话是对的；只有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才能写无产阶级文章的，这话也是对的。在没有无产阶级的文章的时候，我们渴望着看看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文章，这样的文章是宝贵的”。耶林以辩证的观点阐述了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作家立场转变的重要。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生活的用意。耶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实践了立场的转变，比毛泽东的号召整整提前了十年。《开辟》一文中描写了失业工人团中一群有一定觉悟、自己教育自己、机警而有智慧、勇敢而又团结的工人形象。这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作品，与姚篷子在《北斗》上发表的《一侍女》立场有根本的区别。
《开辟》比《月台上》前进了一步，塑造的不是逆来顺受的失业工人，而是团结斗争的失业工人。胡风在评论中客观地说：“不用说，这两篇小说并没有显示出怎样宏大的气魄，也许还不能算真实的成功，但如果我们想一想，‘九·一八’以后东北的劳苦同胞的生活是怎样地开始更被人民大众所关心，上海防卫战中的上海工人的面貌是怎样被人民大众所怀念，不就可以容易的理解到两篇作品在新文学史上所给予的意义吗？”
耶林与工人同呼吸共命运，创作出了真实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虽然不是宏篇巨作，但在作品的语言、字里行间中跳动的是工人的真实的感情。耶林描写工人，不单外形是工人，骨子里的一言一行都是活脱脱的工人，这是耶林的成功之处。沙汀说：“《月台上》《开辟》两篇小说，是我在周扬家里校对的。当时‘左联’作家写工人，耶林是最成功的一个”。耶林不仅看到了工人的痛苦，也看到了工人的觉悟。从《月台上》到《开辟》是耶林文学创作的一个飞跃。这一飞跃体现了耶林的立场从小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变。耶林实践了“左联”号召的“深入工人“和“以无产阶级感情为内容进行创作”。
耶林现象的思考
我们从耶林的生平和创作中看到耶林一步一步在实践他“补天”的理想——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不管在“白区”还是在“苏区”，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战斗，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耶林从１９３０年参加“左联”到１９３４年在“苏区”肃反扩大化中牺牲，前后不过四年多的时间；他创作的小说已发现的只有三、两篇，但人们最终没有忘记他。更为有趣的现象是我在网上发现：直到最近有一位日本研究生在写研究日本左翼作家大岛觉的论文时，在网上查找《月台上》的作者耶林究竟是谁？因为该研究生写论文时涉及到１９３３年大岛觉翻译成日文的《月台上》，日文译为《驿头》，如果论文答辩时，有人提出耶林是谁的疑问，答辩者不知“耶林”为何许人，将是十分尴尬的。我通过网络把耶林的生平告诉了他，他把大岛觉翻译的日文原文《月台上》发给了我。耶林离开人间７０多年了。他生前并不知道自己的《月台上》曾被翻译为日文，因为那时耶林已在“苏区”。这一现象说明什么？只要你的创作在历史上是站得住脚的，就不会被历史湮没。
建国后的三十多年，研究“左联”历史的人成百上千，几乎没有人提到耶林。责任并不在后者，因为耶林死的不明不白，在没有政治结论前，了解耶林的一般人不敢轻易涉及，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可以理解的。但冯雪峰在他“文革”前编的《中国现代小说选》中，收录了耶林的《月台上》，雪峰恰恰是知道耶林怎么死的知情者，说明雪峰为人的耿直。另外文革后，１９８４年出版的《新文学大系》第四集小说集二收录了耶林的《村中》。《村中》不过三千字左右，因为它反映的是“苏区”“反围剿”的重大主题，同时代的作者没有人写这一主题，耶林的创作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因此奠定了耶林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左翼作家中，象耶林一样有坎坷遭遇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普遍的现象，但是人民的历史是不允许亵渎的。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不管是日本人大岛觉，“左联”的领导人冯雪峰，当代的研究生，以及《新文学大系》的编者等都以公正的态度对待耶林。耶林的生平与创作已青史留名，耶林在九泉下可以安慰了！
耶林尽管沉寂了半个多世纪，最终他的作品，他的精神，他的“补天“的理想，都在一一被继承和实现中，这就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耶林的现象最终也告诉我们中国古已有之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普遍真理。关键是你是不是真正的“仙”或“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