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任钧在“左联”的那片热土上
□ 卢莹辉
我的父亲任钧出生于１９０９年，是当时“左联”最积极、最有朝气的青年作家之一，热爱文学和对祖国民族的忧患意识，使他选择了左翼文学的道路，在“左联”的培育下成长。“左联”成立之时，他仅２１岁，在这之前已是太阳社的成员。
少年壮志 选择了革命与文学
１９２５年任钧在广东东山中学读书时期，参加了共青团和学生运动，开始写一些短篇小说和短诗，发表在东山中学的校刊、上海的《少年杂志》、汕头《岭东民国日报》副刊等刊物上。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学时代的任钧参加了梅县人民的武装暴动，在暴动失败遭到反动派残酷镇压后，按中共广东省委规定，任钧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１９２８年，任钧从广东到了上海，考进复旦大学，其间由冯宪章介绍加入“太阳社”，开始在《太阳月刊》、《海风周报》、《拓荒者》等刊物上发表作品。这时他认识了蒋光慈、阿英等青年作家。
“左联”东京分盟时期
１９２９年，２０岁的任钧离开复旦大学到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与蒋光慈一起成立了太阳社东京支社。
１９３０年春，“左联”在上海宣告成立。太阳社和创造社的全体成员都转入了“左联”。华蒂（叶以群）与任钧邀约了当时留学东京的十余名作家，建立了“左联”东京分盟，成员有谢冰莹、胡风、聂绀弩等人。
分盟成立后，即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取得了联系，应邀参加他们的会议，介绍中国进步文艺界的现状及斗争情况，很受日本作家的欢迎，还赠送他们国内出版的《拓荒者》、《文艺新闻》等书刊。
当时的东京分盟还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内的诗人集会。出席者有当时日本著名的进步诗人森山启、上野壮夫等，讨论诗歌的各种问题，朗诵个人的新作品。任钧和华蒂在会上介绍了我国革命诗歌运动的进展情况，还即席用日文朗诵了自己的诗作《我听见了飞机的爆音》（该诗发表在丁玲主编的《北斗》和日本的诗刊上）。
这个时期他们还分别访问了秋田雨崔、小林多喜二、德勇直、村山知义、森山启、中野重治、洼山稻子等人，并分别写出了访问记，陆续寄回上海的《文艺新闻》、《读者月刊》等报刊发表。
１９３１年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为了集中力量团结对敌，成立了包括“左联”东京分盟在内的“文化总同盟”，油印出版过《文化斗争》刊物，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积极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任钧在“左联”工作时期
１９３２年初，任钧从日本回国，找到了丁玲同志（她时任“左联”党团书记），与“左联”接上了关系。
１９３３年５月间，丁玲同志被捕。周扬同志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任钧任组织部长，胡风任宣传部长。“左联”党团则由三人组成：周扬任书记、任钧和林伯修（杜国庠）参加。（林伯修当时代表“左联”的上级“文委”参加“左联”党团）“左联”党团作为领导机构，碰头开会的地点就在当时周扬同志的家中（霞飞路一个小弄堂内，一间狭小的过街楼上）。
由于这一时期“左联”所处的斗争环境越来越艰险，所以鲁迅先生和茅盾不参加“左联”一般性的工作和活动，只是在必要时约定时间和地点碰头，向他们汇报情况、商量问题。碰头地点大都在北四川路一带的饭馆里，用聚餐的形式，边吃边谈。几乎每次都由鲁迅先生掏腰包，先生不同意由大家分摊，总是和蔼地笑笑说：我的稿费收入毕竟比你们要多一点嘛！
当时，“左联”内部设立了几个委员会，如“大众文学委员会”、“理论研究委员会”、“创作委员会”等。
创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盟员进行创作，另一方面经常举行会议，讨论和研究文坛上的创作情况。任钧参加了创委会的工作，许多搞创作的盟员，如沙汀、叶紫、杨骚、穆木天、周文、何家槐、蒲风、柳倩、关露、白薇等，都参加过该委员会的工作。
“中国诗歌会”就是由任钧倡议和杨骚、穆木天、蒲风四人在创委会期间（１９３２年下半年）共同商量、发起成立的。
中国诗歌会的成立
三十年代的诗坛，有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各类流派，如“新月派”、“现代派”等。从“左联”的观点看，文艺应当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任钧和他的诗友们主张的是诗歌的现实主义、诗歌为大众服务。任钧建议由“左联”有组织地推动这个活动，让那些脱离现实的东西在青年中的影响慢慢减弱。
“中国诗歌会”成立于１９３２年９月间，发起人有任钧、杨骚、穆木天、蒲风，并获得“左联”同意组织成立，总会设在上海，后来陆续在北平、广州、厦门、青岛等地成立分会。
成立前后，任钧和穆木天等发起人，经过讨论和商谈，起草了一份《缘起》，其中说明：在半殖民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许许多多的诗歌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那么沉寂；一般人在闹着洋化，又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我们认为：把诗歌写得和大众距离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这伟大的时代的。应该特别强调：诗歌是现实社会的反映，社会进化的推进机，必须具备时代的意义。在宗旨方面，除完成新诗歌运动这一总目标之外，其主要任务是：研究诗歌理论，创造大众化诗歌（诗歌大众化）尤被认为是最急切的使命。任钧曾在他的专著《新诗话》中写道：诗的语言，乃是最精练的、最形象的、最生动活泼的、最新鲜的、最为大众所熟悉的语言。……用最浅近的词句去表现最深刻的感情和思想吧！
“中国诗歌会”成立的第二年出版了机关刊物《新诗歌》，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大众诗歌”这一口号。成员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而在表现形式上又尽可能通俗易懂的大众诗歌。鲁迅先生对《新诗歌》一直给予积极支持和指导。《新诗歌》的创刊号上刊登了《发刊词》，由穆木天执笔，也是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推敲的共识，可说是该会成员的“写作纲领”。
该刊物由任钧、穆木天、杨骚、蒲风共同编辑发行。从组稿、选稿、编排乃至跑印刷所、校对都由大家一起动手，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找不到任何书店或出版社印行，都是自己掏腰包和广大读者的捐赠自费出版，其艰苦情况可想而知，鲁迅先生也曾捐款予以支持。
为了推动诗歌大众化，提倡诗歌朗诵，任钧曾在《新诗歌》第一卷第２期（１９３３年出版），用森堡的笔名发表题为《关于诗的朗读问题》一文。当时由于受到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限制，只是为诗朗诵打响了第一枪而已。
诗歌会的成员还有田间、王亚平、温流、柳倩、林林、陈残云、雷石榆、芦荻等。
任钧在这个时期，开始在《新诗歌》上发表一些政治讽刺诗。１９３６年他把这些诗作编成《冷热集》出版。阿英曾对该书写过评论《评任钧的讽刺诗》（见１９４６年６月《笔》杂志第一期），认为《冷热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在新诗坛上出现的最早的一部讽刺诗专集。
诗言志。“中国诗歌会”的诗人们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的大众化的诗歌，已成为现代新诗运动的重要流派。
正如任钧在其著作《新诗话》中所说：真实而伟大的诗篇，时常产生于受难的人、受难的时代、受难的土地。中国已经到了应该产生真实而伟大的诗篇的时候了。
任钧深情回忆“左联”的亲密诗友
任钧在半个世纪以后，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中，深情回忆了自己的诗友和战友。三十年代初，在大革命的激流与反日寇侵略的斗争中，他和一批年轻的、朝气蓬勃的青年作家聚集在“左联”的旗帜下，为新诗运动献身的斗志和开拓精神，使他们成为左翼文学领域新诗运动的先行者，为现代文学树立了一座丰碑。
任钧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痛惜了蒲风、冯宪章、蒋光慈的早逝。
蒲风因积劳成疾、肺病复发，病逝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年仅３１岁。
任钧深情写道：在我所认识的许多诗友当中，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对新诗本身及新诗运动，抱着象蒲风般的高度的热忱，他真可以被称为最热心、最活跃的新诗运动者；我们不谈到中国诗歌会则已，一谈到，则谁都可以漏掉，而蒲风绝对不能，因为，在事实上，我们不妨说，他乃是该会的‘总干事’，他过问一切，他推进一切，假如说中国诗歌会的确曾经对中国的新诗运动发生过多少推进作用的话，则蒲风之功，显然是最大的。
任钧在“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前夕，深情回忆在“左联”宣告成立的第二年，在敌人的残酷迫害下，于１９３１年８月病逝于上海漕河泾监狱的青年诗人冯宪章，年仅２３岁。
１９２８年冯宪章赴日本留学。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３日，日本警察突然袭击逮捕了冯宪章等许多中国留学生，在异邦的牢狱中，宪章受到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并被无理遣送回国。１９３０年“左联”在上海成立时，他参加了成立大会。不幸在一次示威行动中被捕，并被无理判三年徒刑。１９３１年８月上旬，任钧在东京接到他从牢狱中托人辗转寄的一封信，说在狱中病得很厉害，希设法在上海找一个熟人给他捎一些钱和衣物去。尽管那是寄自狱中的信，而他又在大病当中，但字里行间却没有透露出半点悲观情绪。任钧感叹道：我们的诗人是多么坚强呵！……万分遗憾的是，我收到这封信太迟了，当我一时还来不及写信到国内办这件事时，上海已传来他在狱中病殁的噩耗！
蒋光慈是任钧十分尊敬的前辈作家，在上海念书参加太阳社时就与光慈相识。１９２９年在日本留学时期，光慈也来到东京养病，写作极其勤奋，对文艺界的年轻同志极其关心爱护。任钧写道：“有一次我曾将在出国之前所写的一部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请他看。没想到……头一天夜里给他送去，第二天他就抽空给我全部看好了，还异常恳切地对我讲了好些勉励和期望的话。这件事情在我脑海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永生不忘！”
光慈在１９２９年底离日回国。不幸于１９３１年８月在上海病逝，时年三十岁。
郭沫若、郁达夫对于光慈的早逝，都著文表示惋惜。任钧写道：我也认为，光慈只活了三十岁，从事写作的时间前后不过十年左右就与世长辞，这决不只是他个人的大不幸，也是我国现代文坛的一大损失！我一直这么想：倘若天假以年，旁的条件且不说，光凭工作勤奋这一点，就无疑地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保证光慈能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出来……
半个世纪以后，任钧回忆了上述可敬可亲的“左联”文学战友。在东京、在祖国的城乡、抗日的军队，都有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身影。牢狱、警察、贫病不能摧毁他们对新文学、新诗创作的执着之情，对祖国、对战友的爱。
杨骚和穆木天都是任钧三十年代的挚友，共同发起和创办诗歌会和《新诗歌》，做了许多工作。任钧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十分怀念他们。
杨骚三十年代从南洋回国后，一直从事创作和翻译，那时，他的健康情况就不好，一直为胃病所纠缠。热衷于“文化围剿”的国民党反动派动辄查封书店、禁止书刊出版，使得作家的生活毫无保障。一直依靠写作过活的杨骚，当时的生活颇为穷困，租住在七八个平方的亭子间写作，任钧回忆道：诗人杨骚正是三十年代上海滩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亭子间文士”。
１９４１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党把大批进步文化界人士疏散到东南亚去加强抗战宣传工作，杨骚也是其中之一。在他搭乘飞机离开重庆时，由任钧到珊瑚坝机场送他上飞机，哪知匆匆一别，两个好友竟成永诀！任钧在回忆录中写道：及今想之，尤觉凄然！
１９５４年６月，杨骚由广州到北京治病，曾在上海逗留几天，任钧正值下厂体验生活，他曾去过任钧家中，未能相见，以致失去了再次聚首的机会，“这真是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呵！”
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５日，杨骚不幸因患血管栓塞，病逝于广州，终年五十七岁。
穆木天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岁月中，受到残酷迫害，不幸去世。任钧在１９８８年的回忆录中写道：一想到他，只要一闭上眼睛，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一张微胖的，在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脸庞，上面经常挂着温和的微笑，并一直流露出憨厚而淳朴的表情……这决不是别人，他正是我的敬爱的老战友、老诗友穆木天呵！
在“中国诗歌会”正式宣告成立的前后，穆木天和几个发起人共同起草了一份《缘起》。《新诗歌》创刊号上的发刊词，也是由穆木天执笔的。对于《新诗歌》穆木天以高度的革命热情，付出了不少的劳动。
任钧在１９８８年病中写道：真是不堪回首，当年该会的四个发起人，如今，包括木天在内都先后去世了，后死者只剩下我一个！……匆促草成这篇短文，尽管是挂一漏万的粗疏之作，但总于心稍安了！
而今，斯人已去，他们对左翼文学的贡献将永存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