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指出的路 周文走下去——文艺大众化的提起和实践
鲁迅先生指出的路周文走下去
——文艺大众化的提起和实践
□周七康
“说起大众化工作，还是不能不使我们想起鲁迅先生。记得在一九三零年，‘左联’刚成立，提出‘文艺大众化’的口号的时候，他就在《大众文艺》杂志上写了文章，”“那时他却是开辟这样见解的第一个，指出了文艺大众化底正确的方向。”这是父亲周文到达延安后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４周年时写作的文章《鲁迅与文艺大众化》中的一段话。
１９３０年，鲁迅先生在《大众文艺》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不但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还提出文艺大众化“是现今的急务。”“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在当时中国人民还处在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在最底层的时候，中国人民的文化程度还处于较低，且文盲较多的情况下，鲁迅先生看到了文艺大众化的艰巨和困难，他在文章中同时又指出“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
当周文读到先生写的《文艺的大众化》，又读到先生的《好东西歌》，《公民科歌》，《言词争执歌》，乃至《南京民谣》这些极宝贵的文献后。对先生所提出的“文艺大众化”这一口号及这些文章，在自己的实践中有着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他以先生为榜样，努力学习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为实现文艺的大众化作为他的努力方向，奋斗目标。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周文来到上海，在叶以群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时住在“左联”所在地虹口。“左联”是他参加革命的起点，虹口是他到达上海的第一站，听母亲讲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动荡的岁月里，周文为了完成党所交给的秘密工作，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一二个月，甚至三五天搬一次家是常有的事。但在两三年中，始终没有离开过虹口。１９３３年２月在北四川路永丰坊（今１５１５弄）的某亭子间里由入党介绍人丁玲、叶以群为他举行了入党仪式；１９３３年９月，为在霍山路８５号秘密召开上海“远东反战大会”父母亲参与了筹备工作，后又分别参加了远东会议的宣传工作和保卫工作。１９３４年，他担任“左联”组织部长、执委后曾住在吉祥路１０１号三楼，并作党团机关，与林伯修、胡风、周扬等“左联”领导成员在那里召开过重要会议。虹口是他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也是他成长的地方。
他这一生中最大的收获是有幸认识了鲁迅先生。热爱文学的他，每写一篇作品，就送到鲁迅先生的住处或内山书店请教鲁迅先生，并得到了先生的热心帮助和指导。就在“左联”的四、五年中，他写下了数十篇小说、散文和杂文。在鲁迅先生的培养下，他成为一名作家。
周文初到上海，就参加到“左联”及其下属单位文艺大众化委员会，并积极的投入工作。周文发表的第一个作品是将鲁迅先生翻译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长篇名著《毁灭》改编为大众通俗本。紧接着又改编了曹靖华先生翻译的苏联作家绥拉菲维支的名著《铁流》。这两本通俗本用笔名何谷天于１９３３年５月和６月先后由光华书局出版。
他在工作之余，经常到街头巷尾的书摊作调查研究。他认为普通老百姓最喜欢看的，最容易接受的，一向习惯了的是《说岳传》、《西游记》等连环图画类的故事读物。于是，他对《毁灭》、《铁流》原作反复阅读，将《毁灭》按照每章大概的比例缩短，将《铁流》尽量保留他最紧张的场面而略去了其他不紧张的场面，采用“把原书中重要的有意义的用深入浅出的方法把他压缩成几万字表达出来，有头有尾，有来路有去路，一个钉子对一个眼”，运用“叙述的方法”“讲故事的形式”，改编《毁灭》和《铁流》为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两本书里都同有一篇《大众丛书的缘起》，其中说道：“书价也尽可能的订的低廉，使得一切忙碌而贫穷的大众都能够买来读。”这也是他改编世界名著为通俗本的目的。
《毁灭》、《铁流》刚一出版就被国民党禁止发行了。但它们已经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有不少读者看了《毁灭》、《铁流》通俗本后，在报纸上留下了评论文章。林翼之在文章中说：“今天我买到一本《毁灭》（大众本）的欢喜，也是很容易想象的了。”那些“不知怎样去认识、去把握、去改造”这个社会的人们，看到“陈列在四马路玻璃窗里的五花八门的出版物，到底有几本能够真正的帮助这些人去认识现实呢？”“把一部十多万字的著作缩成了三万字，但是几个重要人物的面影，整个故事发展的筋路，大致都能够完整的保存。使那些消受不起高级艺术的人，也有机会闻一闻气息。”帮助他们“认识现实、把握现实、改变现实。”“这工作是可宝贵的。”
“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了多少版，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完成了教育人民、教育部队的教课书的任务……”。这是林伯渠在二十世纪４０年代抗战末期对《铁流》的译者曹靖华先生说的话，其实这也包括了《铁流》（缩写本）。
《毁灭》、《铁流》这两本书的改编对于周文来说，他觉得比他自己创作一篇作品更难，用去的时间和精力也更多。但也就是在这个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松的过程中，研究了一番如何“把握题材、分析题材、描写人物、”和“结构的严密、描写的轻重”及“各种阶层人物的心理和形态”等等，虽然知道了“文学并不是那么轻松容易的事情，”但“只要是如《毁灭》似的把现实的事件和真实的人物抓着反映上去就成了。”这使他受益匪浅。虽然他很热爱文学，但在写了《雪地》以后，有很长时间都没有写出什么文学作品的时候，就因为《毁灭》这本书，才使他的文学生活没有从此终结。他是特别感激《毁灭》和《铁流》这两本书的。
他认定了鲁迅先生指出的“文艺大众化”的这条路，他继续走下去！
１９３４年６、７月份，上海的许多报刊上登载了几十篇关于“大众语文论战”的文章。其中有周文用王刚和司马疵作笔名写的《内容与形式文言文——白话文——大众语——方言土话——罗马字》、《建设“大众语”并不反对“白话文”》、《再论建设“大众语“并不反对“白话文”》、《建设大众语不应该放松了反对复古运动》等十篇文章。他在《什么是大众语？》里针对反对或怀疑建设大众语的观点时说：“所谓‘白话文’，是指五四时代所提倡一直传到现在的‘白话文’。它因为不澈底，所以里面包含了许多‘文言’的成分和‘欧化’的成分。所以变成了少数的知识份子的东西，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还是不大懂的。所以要纠正它，使它接近大众。至于现在的大众，是唯一能够领着一切进步份子救国自救的劳苦大众。他们现在是非常迫切地需要说话，同时需要懂得许多事情，所以‘大众语’这问题在现在就非常重要了。”“所谓‘大众语’是不要‘文言’的成分和‘欧化’的成分的一种，就是要大众‘看的懂，说得出，听得惯，写得来’的话。”在针对辩护“文言文”或想要复辟“文言文”的观点时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们想到的就只是他们的‘启事公文’，哪里管得大众不大众，不但这样，而且还要鄙视他们的话，这种出来反对的表现，就是想把大众更加推进愚蠢的黑暗陷阱里去的企图。”“至于说到‘启事公文等，还是少不了文言’，那只是因为这些启事公文还带封建的彩色，有封建残力支持它；老实不客气的说，那些东西，大众是不要的。要就要大众自己懂得的东西。”在当时，对于政府部门的公文告示之类使用文言，他只能在文章里表示反对，却无法改变和清除这些公文告示中的文言。可是七年后的１９４１年，延安使用的政府公文告示也含有文言文的成分。周文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时，抓住了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机会，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看不懂旧式的公文告示的意见反映给中央。不久就由他着手对旧的政府公文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将文言文从公文中铲除出去。从此以后，没有文言文的政府公文使用至今。
周文共写有《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学习鲁迅先生》等十多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充分表达了他对鲁迅先生的无比崇敬与怀念。他在《鲁迅先生与文艺大众化》中还谈了他的感想：“单单从这一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的真正精神。他是坚决站在大众方面的，他时时为大众着想，为大众的解放而战斗，他决不如一些把艺术看得很“清高”的人一样看轻大众化。他也决不如另一些自命为指导家的人一样光是在口头上说说。他不。文艺家的他，不但说了，而且还做；不但做了，而且还做得好。这，就是这样的我们的鲁迅先生。”“要纪念鲁迅先生，我们应该真正的学他这些精神”。
他学习鲁迅先生，也像鲁迅先生一样不但做了，而且还要做得好。他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大胆实践。在延安，有毛泽东、党中央的重视，在安定的生活环境，有事业发展的保障。在白区做不到大规模的开展文艺的大众化，那么在革命根据地有政治之力的帮助，他迈开两腿大步前进，甩开两臂全身心地、满腔的热情地大干起来。在他担任大众读物社社长期间，大胆地开拓文艺大众化工作。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创办了《边区群众报》，深入群众，倾听当地干部、群众的意见，吸收地方文学营养，从栏目设计、文字、语言等都做到了既生动活泼，又通俗易懂，让不识字的人能听得明白，让识字不多的人能看得懂。将它办成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报刊，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宣传党的指示精神、方针政策，又反映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呼声。用群众自己的语言把话说到了他们的心里面，《边区群众报》被当地群众称为“咱的报纸”。以大众读物社为核心，他创造性地建立了庞大的通讯网、读报组、读书会。同时培养了一大批通讯员，大大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大众读物社还创办了《大众文库》、《大众画库》和专为帮助群众提高写作能力的刊物《大众习作》，出版系列大众读物有数十种。他在普及群众文化、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同时，做到了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反对迎合大众，媚悦大众。”
这些报刊和大众读物都深受当地干部群众欢迎与喜爱，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说：“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西安市的一位老副市长土金璋回忆当年在延安，他曾是教育厅的一名工作人员，又是大众读物社外围的一名通讯员，《大众习作》的忠实读者，是《大众习作》帮助他提高了写作能力，使他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边区群众报》的主编胡绩伟回忆说：“周文常常忍痛放弃自己的创作计划，把自己的精力和热情贡献给工农兵大众。他本人就是一个大众化的工作模范，身教重于言教，他的模范作用对我们这些青年的影响是深远的。”“大众读物社已经大大突破文艺大众化的领域，成为新闻大众化、时事政治宣传大众化、科学大众化等等综合性文化大众化的工作了。”
周文在延安曾写过《大众化运动历史的鸟瞰》、《大众化的写作问题》等文章，在大众读物社成立一周年时，他编辑了论文集《大众化工作研究》，从文艺大众化的写作内容、形式、方法、技巧等方面和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工作实践等都在理论上作了总结研究。１９４２年９月，他以同样的办报思想和经验带到晋绥边区，使晋绥边区的《抗战日报》（后改为《晋绥日报》）和《晋绥大众报》也办得富有特色和活力。
１９４４年底，晋绥边区召开了大型的群英会，马烽和西戎及《抗战日报》社的编辑、记者们在会上收集到７００多位特等英模事迹的资料，周文出了主意：要马烽和西戎把这许许多多有关的素材综合在一起，编写成章回小说长篇故事，在报上连载，取名《吕梁英雄传》。周文和他们共同写提纲，他们写了稿子后，周文又亲自审阅、指导、把关、修改。小说在报纸上登出后，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１９４６年，当周文调往重庆《新华日报》当副社长时，《吕梁英雄传》又被周文带到重庆登载于《新华日报》上，成为在全国都很有影响的著作了。
周文在如何办成群众非常爱好的报纸时说：“成为大众的文化人，成为大众的作家。那么我们的大众化文化运动，内容更丰富，质量就更高。”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周围成长出胡绩伟、金照、胡采、张思俊、马烽、西戎等一批优秀的办报人和众人喜爱的人民作家。将鲁迅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在他的工作实践中得以实现和发扬光大。
１９９７年５月，当著名的将军诗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张爱萍了解了周文的生平后称他为“人民作家大众知音”。（作者为周文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