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璧与郑伯奇

        赵家璧晚年常对我们子女说：“郑伯奇是我的恩人，我的引路人， 如果没有伯奇，我不可能走上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道路；如果没有伯奇，良友也不可能出版那么多当时曾发生过一定影响而至今还受人称颂的文艺作品。”他对郑伯奇的这份感情，不只是放在嘴上说，而是贯穿在行动之中的。

         郑伯奇，陕西长安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大文学部，是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任上海艺术大学教授，是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领导。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后，化名郑君平，进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部工作。他的办公桌正好和赵家璧并列在西窗底下，两人常常共进午餐，逐渐熟识，一个月后他告诉赵家璧，自己是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耳目，才改名来此工作的。赵家璧此时２３岁，还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听说后大吃一惊，暗自庆幸遇到了一位文学前辈、革命老将。郑伯奇到良友初期，为《良友画报》的文字增刊，每期用“虚舟”笔名撰写一篇国际时事评论，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危机》、《没有失业者的国一苏俄》、《日本最近政变之解剖》和《德国法西斯蒂的前途》等等，同时他用“华尚文”的笔名发表小说和散文。郑伯奇的朋友很多，经常来良友公司的有阿英、夏衍、石凌鹤、周扬等，起初只有郑伯奇接待他们，后来赵家璧也常常参加谈天，他们的思想对赵家璧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他们的作品深得赵家璧的欣赏。郑伯奇用郑虚舟笔名写的揭露分析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小册子《日本的泛系运动》，马上就被赵家璧收入他主编的《一角丛书》中，列为第３３种，于１９３２年４月初版，后来又出版第４３种郑伯奇用真名发表的小说《宽城子大将》。

         １９３２年８月，赵家璧从大学毕业，成为良友出版公司正式员工，经理委他以文艺部主任的重任，他决定要编辑一套全部收新创作的《良友文学丛书》，他想：“这套书一定要约第一流的作家来执笔，在用纸、装帧、售价上也要对当前市上流行的出版物有一突破。”他想做得最好、他想一鸣惊人。他第一个想到的征稿对象是鲁迅先生。可是，鲁迅先生能看得起商业气息极浓的良友图书公司吗？鲁迅先生能信得过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吗？更何况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先生的居处是保密的，怎么去找到他呢？郑伯奇听他谈起自己的计划和担忧后，以兄长的姿态热诚地鼓励他不妨去试一试，并自愿尽介绍之责。于是，在９月初，赵家璧第一次去谒见鲁迅先生，由于，郑伯奇事先向先生介绍情况做了安排，鲁迅先生在与这个大胆的小编辑交谈、询问情况后，就拿出他即将编成的一部翻译小说集。双方随即进入分册、书名、版税等实质性问题的讨论。从内山书店走出来时赵家璧心中兴奋不已，这一步让他走进了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左翼新文学运动的阵营，鲁迅先生的思想影响着他一生编辑工作的道路。他晚年曾说：“三十年代鲁迅支持良友与其说是对我这个青年编辑的信任，不如说他更信得过他的老朋友郑伯奇。”

        １９３４年春天，赵家璧心头萦绕着一个念头：整理和编纂“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当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心中构思各种具体的方式方法时，坐在他旁边的郑伯奇是第一个参与议论推敲的朋友。郑伯奇不但帮助他决策，后来还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小说三集》的编选和未出版的《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中《日本短篇小说集》的编译。在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过程中，还是郑伯奇陪他去请鲁迅先生担当《小说二集》的编选。五十年后他在《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写道：“伯奇是我的良师益友，在我的编辑工作中，他是我的好参谋，我能做出任何一点微小的成就，都与伯奇的指导帮助分不开的。”

        赵家璧在良友图书公司时，曾出版郑伯奇的短篇小说《打火机》和一本关于文学和电影艺术的论文《两栖集》。

        郑伯奇进良友图书公司后，最早负责编辑《电影画报》，后来他有放弃画报，编一本通俗文学杂志的想法，赵家璧积极支持他向经理提出这一建议。１９３５年２月他以郑君平的署名主编的《新小说》创刊了，他的意图是办一个把艺术和通俗统一起来的文学刊物。可惜，杂志篇幅有限，售价不低，销路受到影响。出到第二卷时，郑伯奇提出了一个更新方案。可是，不久他与经理为销数、成本、稿费、开支等问题争论不休，经理锱铢必较；郑伯奇耿直为怀，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新小说》停刊了。次年，全面抗战爆发，郑伯奇离开上海返回西安。从此音讯隔绝。直到１９６０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他们两人才得以朝夕相处促膝谈心，一起回忆在良友，并坐共事的快乐日子，此后十五年他们又失去了联系。

１９７５年赵家璧得到一本鲁迅著《且介亭杂文末篇》征求意见本，是北京电子管厂理论小组负责注释的。他发现书中的注释（４），把郑伯奇也列入“借吹捧伟大作家来贬低攻击鲁迅战斗杂文”者之中。他看后非常气愤，写信告诉伯奇，说：“据我所知，你最尊敬鲁迅先生，你们两人交情甚深，鲁迅先生一直非常信任你，尊重你。”他把书带给伯奇看，希望他站出来申辩，但伯奇却回信说：“自己跳出来表白，未免愚蠢可笑。”“感觉沉默为佳。”

        在文化大革命中，郑伯奇遭造反派诬陷的罪状之一就是反对鲁迅。他们闯入郑伯奇家中，勒令七十余岁高龄的老人，捧着自己心血的结晶――书和手稿，脖子上挂着“牛鬼蛇神”“三十年代黑线人物”的标牌，到城墙口接受揪斗。经历过这样的“脱胎换骨”，郑伯奇对未来彻底绝望了，他还会在乎书上的一条注释吗！可是当时赵家璧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１９７９年丁景唐先生去西安凭吊访问郑家，回上海后才告诉赵家璧，伯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如此遭遇。

        尽管赵家璧对郑伯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并不知道，但他仗义为友人辩驳，写信说：我们应“对革命负责、对历史负责”“印在书上的话将留传千古”“这将影响我们的后代”反复劝说郑伯奇站出来申述，但郑伯奇却迟迟不复。赵家璧考虑再三，终于决定自己出面为老朋友申诉。赵家璧成功了，终于，在该书出版时取消了这条注释。郑伯奇知道后，非常高兴，写信说：“你对老友的深情和对鲁集的负责态度，我深受感动。”这时已是１９７６年的春末，旋即形势大变，鲁迅研究掀起高潮，他们两人都又忙起来，信也少了。

改革开放后，国内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三十年代的新文学运动，西北大学的单演义教授，带几个研究生收集资料编写了一份《郑伯奇著作存目》，在１９７８年寄给郑伯奇，此时，郑伯奇已罹病瘫痪在床，但他看后还是在病床上写了一封回信：“从许多旧刊和选集中，找出我当年浅薄，不成名堂的旧作，真如沙里淘铁。足见辛勤……十分感激。”并向他介绍了自己用过的笔名和还能想起来的杂志名。不久，郑伯奇逝世。１９８０年，单演义到上海拜访赵家璧，谈到编选《郑伯奇文集》事，赵家璧将自己收藏的伯奇来信和二张照片都交给他使用，并在给郑延顺（伯奇的大儿子）的信中说：“我是受你父亲教育与帮助的后辈，应当为这些事尽我最大的努力。”

        几乎与此同时，１９８１年１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决定要出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将其中郑伯奇研究资料的编选任务分给山东大学负责，山东大学领导则将任务具体落实给了已有二十年教龄的王延晞老师。王老师脱产两年，跑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大专院校、图书馆、书库、报库二十三个，总共查得郑伯奇著作、译作５５０多篇，又花三个月，一篇篇的看过，从中选出约２５０多篇。他把编目交给郑延顺看。延顺和他母亲、弟妹们阅后都很满意，他们想以此为《文集》的选目，但陕西人民出版社与单演义先生已有约在先。当陕西出版社带着单先生的选目，到北京找郑延顺洽商时，他以单先生的选目只有８１篇为由，代表家属表示“这样编我们不同意出版”。可是为先人编辑一部《文集》又是家属迫切的愿望，郑延顺处在进退两难之中。恰巧此时赵家璧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丁景唐到北京为《中国新文学大系》（１９２７――１９３７）聘请编选人，郑延顺请父亲的老朋友为《文集》出主意，赵家璧当即提出“是否成立一个编委会，来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回上海后，赵家璧找到１９３３年郑伯奇创办《电影画报》时的主要撰稿人――柯灵；１９３７年成立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郑伯奇任协会主任时，做组织工作的于伶同志，一起研究此事。然后他们四个人在３月５日，联名向陕西人民出版社发了一封信，提出了为编好《郑伯奇文集》的四点建议，其中主要的是成立编辑委员会，执行出版《郑伯奇全集》、《文集》、《回忆录》的协调工作。同时，赵家璧让郑延顺去拜访成仿吾、夏衍、李一珉、阳翰笙等创造社成员，约请他们担任编委会委员，他们都欣然同意。夏衍还提出也可邀请周扬加入。７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刘善继副社长到上海，会晤赵家璧与丁景唐，同意成立由成仿吾、李一珉、夏衍、阳翰笙、于伶、胡采、柯灵、赵家璧、单演义、丁景唐、郑延顺十一人组成编委会（后增加冯乃超、李初梨两人）；编委会不设主任，由成仿吾领衔，实际工作由郑延顺负责；单先生所花的劳动由出版社考虑付给报酬；成仿吾为文集写篇《序文》，写成后即推荐给《人民日报》请其在《文集》出版前发表；由责任编辑与郑延顺编选初步目录，再来上海交换意见。赵家璧立即写信给郑延顺，告诉他文集的编辑方针确定为“既包括他著作的所有方面，但又要精选他的各个时期有代表意义的作品，不能太重数量而放松质量。”又问他“是否已编了一份伯奇的著译作系年目录？他一生的大事你写下来否？”赵家璧１９８２年春季患急性肾炎住院，此时才出院，因此他要求郑延顺“把担子扛起来，”表明自己“仅能量力而行了。”此后他不断写信过去，有时要求他去访问某一位有关人士，有时要求他给谁写封信、有时问他工作的进度、众多的信中表达着同一个主题“我很替你着急呢！”可是，主持编辑工作的郑延顺其他的事也很多，原主编与现主编又不协调。最后大家都把“信任”推给赵家璧，虽然，医生再三说肾炎后必需休息，但他为了报答老朋友，毅然重操旧业。他在给郑延顺的信中说自己：“拿起丢掉了几十年的红笔、浆糊、剪刀、尺。拿着放大镜……将北京和西安寄来的《文集》初编稿，全部细细读了一遍，还做了许多剪贴、整理、改错字、对原文和加注工作。特别是原文夹有英文我还能译，法文我还要请译文出版社法文组帮助。把最后的编目弄出来后，鲁迅纪念馆资料室帮我校对、补正。每篇文章都有原出处，没找到的请人帮助寻找。”字数统计的工作现在很方便，当年还没有普及电脑，老人找到学会计的外孙女为他统计。１９８４年春节以后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编辑文集上，６月大功告成，八大包，近百万字的文稿，经于伶、柯灵、丁景唐审阅签署意见后，寄到西安；他又将全部选目，请人打印后发向全体的编委会成员征求意见。赵家璧觉得已可告慰先辈了，只要出版社早日审阅，就有希望在１９８５年出版了。然而，等到年中《文集》并未出版，他给总编写信说：“《郑伯奇文集》拖延未出，我坐卧不安，……我你都是郑先生的学生，如此对待他的遗作，能不羞愧乎？”到了１９８７年的清明节听说文集将出版，他高兴地给郑延顺去信说将在祭扫鲁迅墓时默默地把这件好消息告诉鲁迅先生。但临近出版时，为了文集附图用哪张手迹照片？分二卷或三卷？甚至编选说明短短不足一页的文字，都有不同的意见，让赵家璧伤透了脑筋，烦透了心，他已没有那么多精神来周旋了。直等到１９８８年５月，像字典一样重，厚１３４０页９７万字的《郑伯奇文集》才问世。整整经历七年呀！成仿吾、冯乃超二位创造社老同志没能看到出书已经走了。赵家璧很高兴，为朋友为师长出文集的心愿实现了，特别是陕西出版社虽然赔了二万元，仍按他的希望，让所有为编辑文集出力的人，都得到了相应报酬。可是，意见并未平息，一直到赵家璧逝世前两个月，他还在为编选说明中被删去的一句话做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