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杨骚
□ 杨西北
我的父亲杨骚，名古锡，字维铨，漳州人，祖籍现属福建省华安县丰山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１９５７年因病逝世，留下了二十二本著作，还有大量散见报刊的各类文章。１９００年１月１９日，杨骚出生在漳州市区南市（现香港路），不满周岁就过给堂叔为子。养父是个私塾教师，杨骚自幼随养父读私塾，一直到七岁，才转入汀漳龙道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十三岁小学毕业，入汀漳龙道师范，次年，又转入省立第八中学。
杨骚性情深受养父影响，从少年起就爱好诗文，摹仿名士，不拘形迹，时常结伴寻游名胜，探访古迹，对风物传说尤感兴趣，他还善讲故事，好阐发思想，每有见地。在养父的支持下，他开始阅读中国小说，最初看的是《说唐》，接着又看了《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等。那时在漳州，时常可以看到从台湾回来的可怜的同胞，人们也时常谈起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的惨痛历史，这些都在杨骚“幼小的脑筋刻下深深的印象……”由于环境的濡染，最初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意识在他心里播下了种子。１９１８年夏天，杨骚在省立第八中学毕业，东渡日本求学，开始了他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历程。
杨骚在东京补习了两年的功课，这段时间，认识了李初梨，受到他的影响，开始注意起新文学。他几乎将屠格涅夫的作品全部读完，还阅读了许多日译本的世界名著。同时开始尝试习作新诗歌。习作寄回国内，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同一时候，杨骚接触了《新青年》，以很大的兴趣看了其中不少文章。到日本时，杨骚怀着一个充满正气而又夹着几分幼稚的想法，打算进海军学校，学成回国率领舰队打倒日本，收复台湾。后来看到进不了海军学校，便又想学矿业，以工业来拯救祖国，然而这些最终都破灭了。因为家庭经济窘迫，１９２１年，他考进了可领取官费的东京高等师范。他对正课学业全然不感兴趣，一头沉溺在文学书籍中。安特列夫、海涅、王尔德、霍普特曼等都成了他喜爱的作家。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杨骚写出了诗剧《心曲》，这是他第一部作品。诗剧中的旅人，“正是作者心境的写照，反映了当时一部份流连于现实和空想之间的知识分子的面影”。“诗人有意吸取我国古典诗词、民歌的特点，然而又打破严谨的格律而趋于自由变化，笔调清新，和谐华美。”这部诗剧一直到１９２９年６月，才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１９２４年冬天，杨骚辍学回国。不久，应邀到新加坡道南小学教书，课余仍然习作诗歌、戏剧。这一时期写的诗歌，后来收在他第一本抒情诗集《受难者的短曲》，１９２８年１１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些诗歌，“表现了追求光明的失败”，“充满了愤慨和激越，好象披发行吟的浪漫的骚客”。虽然在苦闷中徘徊，但是他“无时不在探求，探求，美在何处，美在何处……”，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终于在１９２７年的秋末，杨骚结束了两年多的教书生活，启程回国，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了他生活中又一个重要的历程。
此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正在上海兴起，杨骚很自然地同这个运动合上了节拍。不久，他认识了鲁迅先生，直接得到鲁迅先生的教诲，在刚刚开始的文学生涯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１９２８年６月，鲁迅先生创办并主编《奔流》杂志。《奔流》一共出了十五期，其中有十期刊载了杨骚的作品。１９２８年和１９２９年两年里，《鲁迅日记》中关于杨骚的记载有六十九次之多，这种关系，在当时的青年作者中是罕见的。这两年杨骚所写的诗，编成了他第二本抒情诗集《春的感伤》，１９３３年９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然而，同过去诀别是多么艰难，诗集中既有《把梦拂开》、《黎明之前》这种具有革命精神的诗，也有其它回旋着个人凄切哀怨的诗。但是，他终究“突破了原来抒写个人生活的框子，表现出对现实斗争的关注，嗓音开始变得粗犷了，显示了诗人世界观、艺术观逐步走向转变。”
１９３０年３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杨骚即加入“左联”，他积极参加“左联”的各种活动，如贴标语、发传单、演讲、示威游行等。同时，以旺盛的精力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先后翻译出版了原苏联长篇小说《异样的恋》、《十月》、《铁流》、美国长篇小说《没钱的犹太人》，其中《铁流》、《十月》、《没钱的犹太人》均为我国第一个译本。杨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学革命运动的战斗行列。他说：“一无胆量做土匪抢钱，二无婢颜奴膝的本能做官，三无狡猾的本能做商人，当然是要穷的，再无祖宗遗下什么大财产。最后留给我们的一条路，便是实际革命去。”
咆哮，冲锋，飞沫，大浪：
是雷，电，风的愤怒和云的骚动。
呼喊，乱冲，狼号，狗叫：
是这个天地最后的挣扎和无能的抵抗。
显然，新的天地在苦难的开辟中，显然，这个天地在总的崩溃中。
这是杨骚１９３２年８月写的诗歌《小兄弟的歌》中的一节。诗，成了他手中犀利的武器。同年９月，他与穆木天、任钧、蒲风等人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诗歌会，中国诗歌会提倡诗歌大众化，使诗歌普及到群众中去，充分发挥新诗的战斗作用。杨骚积极实践这个主张，不断进行诗歌艺术的探索，同时将笔触伸入现实生活，努力反映时代的风貌。１９３６年４月，他写成了以南方乡村为背景的长篇叙事诗《乡曲》，先刊载在当年６月《文学界》创刊号，次年６月，编入国防诗歌丛书，由上海乐华图书出版。这是杨骚第三本诗集。“长篇叙事诗《乡曲》，描写了在地主、兵匪、捐税、灾荒等天灾人祸煎熬下农民的痛苦不堪的生活，表现了他们要‘打碎这乌黑天地’的愿望和信心。”《乡曲》一扫杨骚早年曾有过的哀伤缠绵的诗风，以清新朴实，刚健高亢的面貌引人注目。“堪称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他全部创作中最值得称赞的篇章。”接着他又写了《福建三唱》，呼唤“泉漳的子弟”“鼓起厦门湾中的怒潮，”“淹没远东的帝国主义！”这首诗以同样的风格得到称颂。当时，文学界正就“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展开了一场规模颇大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他赞同“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并撰写了文章阐述自己的看法。在上海十年，是杨骚文学生涯的盛期，他留下来的文学著译，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他出版了剧本《迷雏》、诗剧集《记忆之都》、剧本集《他的天使》、随笔评论集《急就篇》，翻译出版了日本长篇小说《痴人之爱》、剧本集《洗衣老板与诗人》、《世界革命妇女列传》、散文集《心》，原苏联长篇小说《赤恋》、《异样的恋》等。
１９３７年６月底，杨骚应郁达夫的邀请，到福建省政府编译室工作，“七七”事变后，他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同郁达夫、许钦文等组织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他们在《小民报》上辟了《救亡周刊》、《救亡文艺》。后来，救亡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他辞去了编译室的工作，辗转经汉口、桂林、贵阳，于１９３８年底到达重庆。
到重庆后，杨骚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住在文协。他的诗歌又一首一首地在《抗敌文艺》、《中苏文化》等刊物出现。１９３９年６月，杨骚参加了文协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这次访问，历经半年，行程数千里，足涉中条山、太行山一带战区。从前线回重庆，他住在南温泉，写了不少文章，大多数被禁止发表。他整理访问前线途中写成的诗，出版了第四本诗集《半年》。这段时间，他读了不少哲学著作和经典著作，还计划写一部长诗，拟名《前方和后方》，想再度到前线体验生活，但是这个计划被“皖南事变”打断了。
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十分险恶，为了避免损失，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陆续疏散了一批左翼文化界人士，杨骚拟去延安，后来党组织考虑海外工作需要人，由沙汀和以群找他转告了这个意见，他欣然接受。临行前，周恩来同志个别召见他，指示“到星洲后首先帮助陈嘉庚。”（见杨骚《自传》）杨骚先到香港，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同廖承志接上了关系，５月，转抵新加坡。
杨骚又一次离开祖国，重临故地。这回，他不是来谋生糊口的青年，而成为一个抗日的斗士了。不久，杨骚获得陈嘉庚的聘请，主编闽侨总会的机关刊物《民潮》，在这块阵地上，他积极展开了抗日宣传，同时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民潮》被迫停刊，他同胡愈之、郁达夫、巴人（王任叔）等文化界各方人士组织了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他们一直坚持工作到新加坡陷落前夕，才于１９４２年２月９日乘船撤到苏门答腊。
此后，杨骚改名杨笃清，开始了沦陷岁月的艰苦生活。３月，他同巴人夫妇隐居在一座橡胶园里，这座橡胶园座落在亚里附近一个叫松岸孙比的地方。当时，郁达夫等人住在石叻班让沿海一个叫宋溪亚庇的小村庄，杨骚会讲闽南话，来往比较不引人注意，曾设法帮助郁达夫等人开了一个小杂物店掩人耳目。７月，杨骚和巴人夫妇先后离开松岸孙比，杨骚同张楚琨夫妇一起定居在楠榜直落勿洞，以经营肥皂手工业掩护度日，那时懂得日语是很方便的，但杨骚不讲一句日本语，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他喜欢音乐，《松花江上》成了他爱哼唱的曲子，歌里寄托着他无限乡思。
抗日胜利后，杨骚才复出新加坡，在东岭中学教书，协同洪丝丝等人编辑《大战与南桥》一书。１９４７年冬天，杨骚因严重的胃病，先后到巨港、雅加达几个地方治疗，一直拖到１９５０年２月，才做了胃切除手术。４月，他到雅加达《生活报》工作，这是一家华侨民主报纸。杨骚重新握起笔，那股欣喜是难以形容的，他将全部精力都投了进去，每天早晨带着饭盒到报馆，午饭就在报馆吃。他先是编副刊“笔谈”，１９５１年初任总编辑兼副社长。在报社工作期间，他写了大量的社论、评论、杂谈，多署名“北溪”和“丰山”，表达对祖国和家乡的怀念。１９５２年９月底，杨骚举家回国。
掸清异乡的泥土，扑入母亲的怀抱，杨骚兴奋激动，他觉得从来没有能够象今天这样自由地呼吸。１９５２年底，杨骚由北京南归，决定在广州工作。１９５３年１月，他被选为广州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常务理事，２月下旬，他回福建侨乡体验生活，准备创作电影剧本。在两个多月的乡下奔走，他过度劳累，回到广州后就病倒了，不久，得了半身不遂症，从此，病魔一直缠着他不放。１９５４年，杨骚曾去北京治疗过一段，１９５５年搬到广州郊区白鹤洞养病。其间，他先后被选为广东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二届文代会代表。
杨骚没有向疾病低头，除了积极治病，还坚持写作，同冼东合作写了童话故事《苹果姑娘》、儿童独幕剧《弟弟的百宝箱》。“每想起这位诗人一心一意在严肃创作的时候，我们大家不能不为之肃然动容。”他还打算为华侨青年编一套“五四”到１９４９年的中国文学读物，想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长篇小说，想以自己的家族变迁为蓝本写系列长篇，在病榻上，他积极地开始做准备工作。“他是面临了死亡之门而还想用尽一份力量的。”遗憾的是，这些计划没有能够实现。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５日，杨骚在广东省中医实验医院患脑血栓塞，抢救无效，不幸逝世。１６日组成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陶铸，副主任委员陈汝棠、朱光、欧阳山，委员有王任叔、杜国庠、周扬、茅盾、胡愈之、胡一声、夏衍、郭沫若、郭翘然、冯乃超、黄药眠、杨康华、饶彰风等。１７日，在广州别有天殡仪馆举行公祭大会，祭文中称他为“忠诚的爱国主义战士”。同日，安葬在广州银河公墓。
“杨骚过完了他平凡人的一生了。然而平凡人却有他的正直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