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居虹口写作的赵清阁
□ 周 林
赵清阁是我国当代一位卓有成绩的女作家（1914年—1999年），算起来她应该属于“五四”以后的第二代女作家，与丁玲、冰心、谢冰莹、张爱玲、关露、罗洪等同辈。不过她的“文名”又不像前几位那么“著名、显赫”，以至现代文学史上对她的作品鲜有记载和评论，“知名度”可谓不高。但我认为，如果把现代文坛比作是一片群星闪耀、星光熣璨的天空话，那么赵清阁绝对是其中一颗有着自己光和热的星体，这有点像她的名字，虽然不曾星光夺目，却也清新脱俗，缄默文静，特立独行，自成一格。
赵清阁1914年5月出生河南信阳城内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家学渊源，从小学时便接触“五四”运动后的新文艺。在历经丧母、逼婚、逃婚等“惊心动魄”的事件后，最终得以在1933年左右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画，并同时为当时上海三大电影公司之一的天一影业公司出版的《明星画报》撰稿，由此登上了上海文坛。她能诗、能文，更善于小说和戏剧。她发表和出版过三个短篇小说集，七、八部中、长篇小说，二十多部戏剧和电影文学剧本，以及散文、文艺理论著作等计200多万字。她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先后编过《女子月刊》、《弹花》、《文潮》等文艺刊物和诸多报纸副刊、丛书。外加她早年专业学画，画得一手颇有造诣的水墨国画，还会作曲填词，真的是一个琴棋书画俱佳的“锦心才女”。更主要的是她的前半生遭遇乱世，经常颠沛流离，历经坎坷，但是她始终凭着一颗艺术家的良心，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与家国社会同命运共呼吸，用自己手中的一枝笔，与旧社会的黑暗势力抗争，为全民抗战摇旗呐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谱写赞歌……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在风雨飘摇的八年民族抗战中，我不是没有兴奋过，我曾为至高无上的理想，在炮火中献出了我的心血，我手不停笔，写出了千千万万斗争的文字，我和朋友们一块参加了所有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我原是一个热情蓬勃的人呵！”是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她！
赵清阁一生漂泊过武汉、重庆等许多地方，但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她选择了自青年起就读书学艺的上海，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她就居住在虹口山阴路上的四达里21号，一幢单开间石库门楼房二楼内。由于当时时局动荡，社会混乱、物价飞涨、人心浮动，赵清阁看不惯社会上的某些丑恶和黑暗现象，更不屑与之同流合污，就索性一度闭门谢客，蛰居在四达里的石库门内，在她自己取名为“淡泊楼”的四平方的书斋内，终日伏案写作，用笔与黑暗势力抗争，也是“鬻文果腹”。在此期间，她担任了新创办的《文潮》杂志常务主编（编辑部就设在四达里21号），主编了《无题集—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题集》等书，约稿、组稿、编辑、出版、发行……样样兼顾，由于她出色的组织和编辑才能，《文潮》杂志出版了6卷39期，直到1949年1月年才停刊。《无题集》则因作家阵容强大，内容丰富，编排新颖受到读者的追捧。
在编辑杂志和书集的同时，赵清阁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创作了电影和话剧剧本《失踪》、《血溅鸳鸯》、《流水飞花》等，还有《双宿双飞》、《艺灵魂》、《江上烟》、《落叶无限愁》、《结婚》短中长篇小说，其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双宿双飞》于1946年1月4日开始在上海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副刊《春秋》上连载。同时她还先后发表了《回春之药》、《灵魂爱》、《判逆的突击》、《绿窗夜话》、《友情》、《谈生活》、《这些天》等数十篇的散文，成为同一时期在《申报》副刊上“曝光率”相对较高的女作家，深得读者的关心和喜爱。这些散文赵清阁曾自嘲它们是“鬻文果腹”的产物，文学价值不高而避谈，但笔者认为，当时的赵清阁不满现状，生活困顿，因为付不出房钱而被房东责难，甚至抽不起烟，吃不上好饭，再加上身体时常染病，常常有“走投无路、情绪崩溃”的感觉，但她并没有一蹶不振，完全消沉下去，而是刻苦自励，自食其力，将注意力放在“当下”，平复自己的情绪，保持独立人格，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她这时期的散文虽然大多属于“急就章”，但基本上都是有感而发，抒发情志，针砭时弊，歌颂真善美，因而文字朴实又不乏尖锐，情感真挚又不缺激情，为同时代的普通读者带来不少启发和慰藉。如她于1947年5月16日发表在《申报》副刊头条《这些天》一文，就颇为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她当时的生活和情绪状态。
当时的她每天上午10点起床，洗漱用餐之后就坐到写字台前，铺开稿纸写稿。在这之前，她会在案前点一柱香，不为烧香拜佛，只为了让丝丝缕缕、袅袅上升的青烟平复自己的情绪和心态……当写到夕阳西下，暮色游离在窗前时，她会稍事休息一下。先把几盆鲜花拿到三楼的凉台上去，预备让鲜花吸收夜晚的露水，借此也活动一下自己的筋骨。然后下楼到天井里看水缸里悠然自得的红红黑黑的金鱼……再走出石库门，走出四达里，在山阴路上踽踽散步，一直徜徉到山阴路尽头的小河边。在一排白杨树下蹲下来，数着落叶和自己的脚印……有月亮的晚上，她会找一块干净地方坐下来甚至躺下来，眺望广漠的天空，向星星飞眼，让月光拥抱自己……过后再回到四平方米的“书斋”里继续写“未完成的文字”，直至夜阑人静。临了饮一杯茶或酒或绿豆汤，以此洗涤澄清自己一天来的疲劳。最后在上床之前还不忘翻阅一下她喜欢的杜甫、李清照等人的唐诗宋词，以保持对文字的敏锐和艺术的灵感。
赵清阁终生独身，常常形单影只，孑然一身，当时的她无疑面临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但她之所以没有被压力压垮，就是因为她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乐观越脱的思想精神。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苦思穷究，从这个乱世风云里觅得一个聊以心安理得的生活方式——用绝对的静和沉默安定心灵……”我认为赵清阁是成功的。她在孤独寂寞甚至无聊险恶的环境中，自强自立，独善其身，用柔弱的身躯和一支勤奋的笔奋力抵抗着外界袭来的各种压力和困惑，为普通读者提供了诸多优良的精神食品和慰藉，这本身就是成功。即便我们撇开当时的时局不谈，单就个人如何突破孤寂环境的桎梏，赵清阁蛰居虹口四达里静心写作这一段经历也有永恒普遍的启迪和意义。
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沈西苓（下）
□ 蔡 理
左翼电影的涌现，加深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程度，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慌，一些有着进步倾向的电影公司受到威胁、滋扰，“国民党的剧本审查委员会”和“电影检查委员会”加紧对剧本创作、电影拍摄放映的限制，并强行撤消以左翼文化人为主的明星电影公司“编剧委员会”，沈西苓再次离开电影界。
为推广话剧艺术，著名文化人士陈望道向广西师范专门学校大力推荐上海滩著名戏剧、电影艺术家沈西苓来南宁任教，他在完成电影《船家女》后应邀前来，在该校中文系开设“戏剧概论”课程，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并增强了对话剧艺术的浓厚兴趣，师专剧团决定由沈西苓来导演两出大戏《钦差大臣》和《怒吼吧，中国》。这两台戏在桂林演出多场，轰动一时，特别是在青年学生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激发了广大观众的爱国热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现实，使得每个人不得不从心底发出怒吼的心声。沈西苓在南宁只有短短的半年，却点燃了进步戏剧之火。
1936年7月，明星电影公司改组，分别建立了一厂和二厂，沈西苓回上海后任二厂编导。一个寒冷的冬夜，他和一帮从东北流亡的学生和学校里出来的失业朋友们彻夜长谈：谈论国事，说起家乡的情况和各自的生活，感慨万分，也从中得到启发和灵感，他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从而创作和导演了那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十字街头》。
沈西苓在影片中，通过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青年的形象和对生活的选择，表现了三十年代青年的苦闷、徬徨以及觉醒。影片以一个生活的横截面提出正视现实，冲破个人象牙之塔，离开徬徨的十字街头，走向革命的时代要求。那句“出了象牙塔，走出十字街头”经典台词，曾经在当时社会中流诵一时。
影片有着成熟的编剧技巧，各个主要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同时采用了梦境、幻觉、叠印等手法，剪辑简炼、流畅，具有轻松明朗的风格。即使今天我们重看这部影片，也会为精彩的叙事和赵丹、白杨等明星的风采所倾倒，其质量甚至超过今天拍摄的一些都市爱情影片。
《十字街头》拍摄期间，鲁迅先生去世的噩耗传到了剧组，沈西苓十分悲痛，立刻要求大家停止工作，他当场亲手画了一幅鲁迅的肖像，挂在剧中人的家中，增添了影片的环境气氛，也使剧情有了悼念鲁迅的这一细节。
这样的题材当然受到当局的“十分关注”，《十字街头》拍摄前，剧本就曾经被国民党检察官一再窜改，影片完成后又被国民党当局及上海租界工部局多次删剪，其中许多有意义的镜头和场面：如姚大姐在丝厂倒闭后，对小杨所说的“现在资本家总该明白了……跟他们捣乱的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和汉奸！”的整段对白；老赵在看报时所看到的载有刘大哥照片和“红格尔图我军大胜”消息的报纸特写全部都被剪掉了。而和刘大哥一起唱的《思故乡》歌曲里面的歌词“我不忘记最可爱的家乡，我不忘记我故乡三千万的奴隶”，“我要用武器打倒仇敌，我要回去，回到我可爱的故乡，我要回去，唤起那被压迫的奴隶”竟被删得只剩下曲谱了！为此，沈西苓沉痛地说：我们得不到创作的自由，在租界上我们不能说一句收复失地，我们不能挂一张东北地图……
尽管如此，《十字街头》公映后，仍然获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轰动一时。进步电影评论工作者还为它召开了座谈会，认为这是一部“情节卓绝精趣，艺术已臻极峰，值得推荐的国产佳片”，也认为沈西苓导演的《十字街头》和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是标志着中国左翼电影的第一个高峰。夏衍认为“《十字街头》之所以成功，就因为沈西苓熟悉剧中老赵这些人物，他们的生活和属于他们的环境，并有过深刻的认识和体验。”
沈西苓在拍摄《十字街头》的同时，还积极地从事国防戏剧运动，与夏衍、尤兢、石凌鹤等集体创作了戏剧《撤退赵家庄》，参加“光明剧社”和“业余实验剧团”等进步话剧团体，导演了《武则天》、《醉生梦死》等戏。为了纪念鲁迅的逝世，他曾计划把《阿Q正传》搬上银幕，但却没有能够实现。接着，他便把曹禺的名作《日出》改编为电影，并已在当年7月开拍，但“八一三”全面抗战后，该片的拍摄遂告停顿。而沈西苓也走上抗日前线，穿行于枪林弹雨之中，参加了战地新闻片摄制工作。以后，又在汉口、成都和重庆继续参加戏剧运动，他相继导演了《在烽火中》、《罗店血战》、《塞上风云》、《民族万岁》等话剧，而他导演的夏衍话剧《一年间》，宣传抗战爱国，轰动了重庆。
1939年9月，沈西苓完成了编导抗战题材电影《中华女儿》，影片用四个小故事组成，表现了中国不同阶级的人们参加抗战的情况，交织成一幅广大人民团结抗战的动人画卷。至此，沈西苓电影作品也形成一个完整的序列，从前期的稚嫩和无畏，到接下来的学习和充实，再到后来的成熟，最后达到巅峰与不朽。
然而，在1940年12月17日，沈西苓因伤寒病逝于重庆，年仅36岁。而在他逝世前两个月，仍在大声疾呼：“抢救沪港的电影文化事业，要求最低限度地移动电影放映队，希望扩充电影文化事业基金……”
沈西苓英年便撒手人寰，实在是当时中国电影界中的重大损失，夏衍回顾与他的相交，为其作了一幅挽联：“银幕奇才凭作育，剧坛奇绩足讴歌”。在沈西苓逝世一周年时，夏衍还在上海《神州日报》副刊上写了悼念西苓一文，文章最后说：“不单是为了友情，在戏剧、电影界寥落的时候，一个真正酷爱电影的‘熟练工’的逝去，总觉得是一件难以排遗使人哀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