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在群众影剧院看过的“戏”
□ 周 林
每次路过四川北路厚德路口，向东看见“群众影剧院”时，内心总是会掠过一种别样的感觉，忍不住要多看它几眼。其实这幢建筑外观并不花哨也不奢华，但是两侧凸出贴褐色面砖并镶细白线，檐部作水平向装饰线脚，上下左右窗户对称，具有典型现代派风格的立面一下子就显出它的年代感。虽然在如今高楼林立的四川北路上，只有四层高的它并不醒目，但是现代派建筑样式所具有的“装饰、构图、对称、怀旧、色彩、质地”等特点和由时间积淀出来的沧桑，无不让人感到它的简约厚重和优雅矜持。如果说一座剧院就是城市历史的“活化石”，那么十字路口的老电影院更是城市文化历史的“地标”。
大楼的顶端有旗杆，旗座下繁体鎏金的“群众影剧院”几个大字仍在阳光下闪光，但是这座现名为“群众影剧院”的剧院，最初却叫“广东大戏院”。顾名思义，它是专演广东戏（粤剧）并主要对广东人开放的专属戏院。了解上海和虹口四川北路一带历史变迁的人都知道，在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这里方圆四周曾是广东籍居民集中居住的社区。这里的武昌路、新广路、塘沽路都曾有“广东街”之称。因而从1894年开始，这里先后建造了好几座专演广东戏（粤剧）的戏院，1931年1月31日，旅沪潮州珠宝商人吴朝和又在此投资兴建了这座剧院，理所当然命名为“广东大戏院”。由于戏院处在十字路口北侧，四周店铺林立，交通方便，人流整日川流不息，营业自然兴旺，无数的粤剧名角来上海以登上广东大戏院的舞台为荣，而上海众多的粤剧迷热情追捧则给予了他们丰厚的回报。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了该片区域，广东大戏院更名为“虹口中华大戏院”，专映日本及伪满的电影。由于日军在四川北路一带挑起战火，设立无人区，许多广东籍居民避之不及，纷纷向苏州河以南地区迁移，广东街的特色也随之消失。待到抗战胜利后，该剧院被复原，但广东粤剧在此演出已不复当年盛况，故剧院亦改名为“虹光大戏院”，且兼映电影。1951年4月，该院又作为华东公安部的大礼堂而改名为“解放军大礼堂”。
但是这样一座身处闹市的剧院毕竟也是众多平民百姓向往的娱乐宫殿，所以在1954年1月该院经大修后就改名为 “群众剧场”，由“官方”还给了“群众”，体现了当时的政府“一切为群众着想”的理念，这也使“群众剧场”成为“人民大舞台”的“姊妹”，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民”与“群众”本来就是一家人，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剧场以“群众”命名了，这就是历史。当然此后剧场也就没有固定的演出项目和对象了，而是百戏纷呈，名流竞演。不光演越剧、沪剧等各种各方戏曲，还演话剧、电影……所以在1968年1月，剧院又改名为“群众影剧院”，并一直沿用至今。
余生也晚，不要说没赶上当年广东戏上演的盛况，就是在1968年“群众影剧院”命名的时候也只是个刚刚入学的“娃娃生”，但是到了1976年之后，当戏曲又迎来复苏的春天，我则是个经常走过路过四川北路“群众影剧院”的青年了，有缘在“群众影剧院”当了几回“群众（观众）”，留下了不少或美好或温馨或怅惘的记忆，现在且听我一一道来。
1982年12月底的一天晚上，我路过剧院门口，看见沪剧《日出》马上就要开演，且有余票。就赶紧买了张二楼后排戏票就进了剧院，这是我第一次进群众影剧院。从一侧的楼梯上去后就是观众休息厅，然后跨上台阶才是演出厅，整个演出厅呈扇型展开，观众区以一个大台阶为界分为高低两层，舞台四周有墨绿色的宽边装饰，使整个舞台看起来犹如一个大大的镜框。
沪剧《日出》首次由当时的上海沪剧院一团搬上沪剧舞台，主演是马莉莉、陆敬业、邵滨荪、许帼华等“沪剧名角”，此剧前不久首演于大众剧场，场场爆满之后而移师群众影剧院，卖座仍然不衰，可见当时沪剧及曹禺名著的魅力有多大。沪剧《日出》的剧情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在此就无须重复了。我想说的是，《日出》这出反映旧社会江南大都市生活的“群戏”，在充满“复古”色彩的群众剧院演出真的是适逢其所了。特别当开场马莉莉饰演的交际花陈白露从舞台一侧的老式电梯里出来，手拢秀发，轻拉披肩，一举手一投足，慵懒颓废却又韵味十足而风情万钟，使观众一下子就被吸引到剧情之中，舞台上的海派风情与剧场氛围十分融合贴切，那一晚马莉莉缠绵优雅和邵滨荪苍劲有力的唱腔及表演，至今还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2006年8月的一天，忽从报上获悉，东北二人转要在群众影剧院驻场演出了。印象中这是东北二人转首次在上海市区大型剧场里公演。我当即利用自己的“权力”，首场就组织单位的小青年集体前去观看。那晚真是一场东北二人转艺术的“饕餮盛宴”。演员们个个身怀“绝技”，又唱又跳又演又说，把东北二人转中的“经典”节目演了个淋漓尽致，使现场的观众每隔几分钟就捧腹大笑一次，现场互动的气氛自始至终处于高潮。来自黑土地的艺术深深感染了身在黄浦江畔的我们。最后演员为答谢观众向观众席抛手巾时，眼明手快的我就此还“抢”到了一块。那一晚的笑声实在太深刻了，回到家躺在床上，那种“群情亢奋”的剧场氛围还在脑海中翻腾，以至很晚才入睡。单位的小青年们也都对那晚的观赏感到“物有所值”。我更是由此爱上了“东北二人转”，后来在演期将近收尾之时，我又自掏腰包再次去群众影剧院看了场相同的东北二人转。
大约在200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与妻子偶然路过群众影剧院，看见售票处的广播里正在叫卖当场电影《高考1977》，这又是我们想看而又还没看的“大片”，于是毫不犹豫地购票进了影院。谁知正当我们刚刚进入影片剧情的时候，突然发现影片的音响特别轻，以至都听不清人物的对白，而且该片当时又是没字幕——这是最要命的，现场观众等于是在看“无声片”。后来不少观众实在无法忍受，纷纷起哄提意见。不一会儿，院方解释说，故障一时无法排除，只得请观众原谅——全体退票。这是在我观影“生涯”中少有的因剧院出现故障而中止观影的事件，而且此后竟再也没有机会看《高考1977》了，内心不禁感到怅惘，因而记忆深刻。
我当时想，群众影剧院毕竟有八十多个年头了，剧场老了，设备自然也跟着老了……看来应该大修了。果然此后没多久，群众影剧院就“停业”了，且至今好像还没有完工迹象。不知将来的“群众影剧院”以何种业态和面貌出现在广大“群众”面前……但不管如何，还是希望“群众影剧院”的招牌和外观内在都能“修旧如修”，因为它承载着许许多多包括我这样的“人民群众”的“文化”记忆呵。
虹口大戏院怎么成了电影学校？
□ 蔡 理
众所周知，建立于1908年的虹口活动影戏园 (后改名为虹口大戏院) 是上海最早的电影院。随着该戏院生意的红红火火，不少投机商人也为之心动，纷纷瞄准申城电影放映市场。于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维多利亚”、“爱普庐”、“爱伦”、“上海”等许多电影院尤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也就形成了影院之间的激烈竞争。为了适应形势，虹口大戏院老板雷玛斯很快便将戏院原先的铁皮房屋改造成为砖木结构，并积极扩大电影宣传，如雇人扛着大幅电影广告，走街穿巷，广为招徕。以及天天在《申报》刊登电影广告等办法，但电影票房还是日渐下滑，因为国泰、南京、夏令配克等影院设施先进、舒适，这是设备简陋的虹口大戏院无法与之相比的。为此，他干脆就把自己戏院定为“中下等”的标准，每张电影票价降低到几角钱，只有那些豪华影院票价的三分之一。而且在每场电影放映结束不清场，只要你喜欢，可以一直在戏院里看电影，这就吸引了许多收入不高的中下层市民，进虹口大戏院看电影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然而，雷玛斯老板的商业竞争措施却使几位酷爱电影的文化人成为虹口大戏院的常客，这就是当时在上海天一电影公司任美工的沈西苓、许幸之、汤晓丹，一年多里，只要有时间，他们便带着干粮，从早到晚看着同一部影片，从而能对许多中外电影的人物形象、个性以及镜头角度、结构、场次设计、对话、美术和音乐设计熟悉到几乎都能背出来。对此，汤晓丹深感：“人们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对电影的入门，就是从看电影、学电影、背电影开始的。”这段在虹口大戏院看电影的经历，也为他们打下了扎实的电影艺术基础。
不久，勤恳、踏实又懂电影的虽然只有二十岁的汤晓丹，便得到天一公司老板邵醉翁的赏识，果断地让其独立执导电影《白金龙》，而毫无导演经验的汤晓丹的处女作竟然会广受好评和观众的喜爱。此后，其所拍的许多电影都是大获成功，而被誉为“金牌导演”。解放后，又以成功导演《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南昌起义》等一系列军事题材影片，而被称为“银幕将军”。
而汤晓丹的挚友沈西苓更是了不得，他从影只有短短八年 (1940年病逝) ，但他导演的影片《女性的呐喊》、《上海24小时》、《船家女》、《十字街头》等等，几乎部部都是电影精品，他精通电影艺术的精髓，电影的艺术处理手法都是高人一等，因而他被公认为中国第二代电影导演的杰出代表。沈西苓是位左翼文化人，他的电影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倾向，所以其每部电影都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无理删剪，但还是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欢迎。
而虹口大戏院的老板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电影院竟然成为电影学校，孕育出沈西苓、汤晓丹两位优秀电影导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