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幸之
今天，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是我国人民音乐家聂耳诞生七十周年纪念日。
我和聂耳同志是在祖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危岌存亡的时刻，结成了战斗友谊与难忘的合作关系的。那是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正以长驱直入之势，侵占了我国东北，并将进犯华北大片领土。国民党反动派节节退让，步步投降，而一切爱国志士和人民，无不痛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共同奋起浴血抗战，抵御侵略的时刻已经到来。文学艺术界也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担负起宣传抗日救亡的神圣使命。影片《风云儿女》就是以鲜明的抗日救亡为主题，出现在中国影坛上。
当时，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周扬和夏衍同志仍在上海坚持文艺领导工作。一九三五年初，夏衍同志参观了我和吴印咸联合举办的绘画、摄影展览之后，约我谈话，建议我们从天一影片公司，转移到电通影片公司，接受《风云儿女》的拍片任务。
夏衍同志把拍片任务交待给我时说：“田汉和华汉(即阳翰笙)被捕，大概你已经知道了。《风云儿女》是田汉入狱以前写好的剧本，是以号召文艺青年起来抗战为题材的，对当前的政治斗争有推动和鼓舞作用，我们要尽快把它拍出来；以配合当前的革命形势。”又说：“为了和反动派作斗争，就得拍好这部影片，这是我们在外面的同志们应尽的责任。”最后，他严肃地对我说：“我和司徒慧敏、孙师毅商定，请你担负起导演的责任。”我不是党员，组织上对我这样信任，我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夏衍同志把拍片任务分配给我的同时，把作曲任务分配给了聂耳。聂耳主动来找我，热情地对我说：“把作曲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好好完成！”
这虽然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那主动要求工作的作风，那种热情、坦率而又诚恳的年轻音乐家的气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感到他仿佛是一团火，在我面前燃烧着，连我自己的心也被他点燃起来。因此，我们初次见面，便一见如故似地谈笑风生了。
聂耳不仅有音乐家的天禀，还具有演员的表演才能。初次见面，我就发现他和剧本里的一个角色的气质有共通之处，因而，直截了当地问他：
“聂耳，除了作曲任务之外，还有一个任务要分配给你，你干不干?”
“什么任务？你说吧!”
我介绍了《风云儿女》剧本里，主角辛白华和阿凤，已经由袁牧之和王人美分别担任，重要配角辛白华的好友梁质甫，是一个富有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还没有找到人。我说：
“我一眼看中了你。因为无论从气质上、性格上、体态外形上，这个角色由你老兄来扮演最为理想。怎么样？”
“行！”他爽直干脆地答道。
此后，我们之间的接触渐渐多起来。聂耳身上那热情、勇敢、乐观、富于朝气的劲头，如野火一般，吹到哪儿，哪儿便燃烧起来。他幽默风趣，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阵阵嘹亮的歌声和开怀的欢笑。他领导了一个歌咏队，歌咏队里有当时影剧界的明星，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电通公司来练唱。平时，他和大家一起总是嘻嘻哈哈，有说有笑，但等到他一拿起指挥棒指挥，却极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在创作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过程中，他曾经告诉我说：
“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餐，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婆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了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了事。”
“没有把你赶走，或者把你送进疯人医院去，就算便宜你了。”我俏皮地说。
“是啊！”他半开玩笑地说：“可惜的是，我练琴的时间被耽误了啊！”
“等以后挤出点儿时间补补课就行啦!”我安慰他说。
在通宵拍片后的一天清晨，睡梦中，听到重重的扣门声。打开宿舍门一看，原来是聂耳。他一跨进门就举起乐谱兴高采烈地对我说：
“好啦！老兄！《义勇军进行曲》谱好了。”
“好极啦！”我高兴地说：“你能不能试唱一下?”
他便一手拿乐谱，一手在我的书桌上打着沉重的拍子，连续唱了好几遍。曲调激昂、轻快，仿佛催人跨着矫健的步伐前进似的。它打动了我的心灵。我沉浸在他的嘹亮的歌声里，忘记了一切。突然，他停下打拍子，问我对他所谱的歌曲有什么意见。
“对音乐我可是一窍不通啊!”我支吾其词。
“你就干脆把你的意见说出来，我好修改啊！老兄!”
我这才消除了顾虑，说：“整个曲子谱得很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显得低沉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是否应当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尾？”
聂耳经过一番思索之后，便拿起桌上的铅笔，修改起来。修改后，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合唱。起句比原先激昂得多了。末尾原句式是：“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由于增加了叠句，最后三个“前进”以铿锵有力的休止符来煞尾，把那坚决、勇敢、跨着轻快的步伐挺身前进的情绪，表现得更加明快、强烈。这就是日后成为家喻户晓、人人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国解放以后，成为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的曲子。
随后，我把刚写好的影片《风云儿女》的插曲《铁蹄下的歌女》的诗稿交给他看。聂耳读了一遍，很感兴趣。他要我朗诵给他听，我朗诵了一遍，他不满意。
“不，”他说：“我要你用歌谣的调子唱给我听!"
“一般的歌谣我不会唱。”我说：“我只能用家乡的山歌加上我平时唱的调子唱给你听，行不行？”
“行!”他说：“你唱吧!我来记。”
我拿起诗稿，按照山歌和唱诗的调子唱起来。他边听边用铅笔在纸上记下了许多音符。他要我连唱三遍，然后把诗稿连同他当时记下的乐谱一起拿走了。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他把《铁蹄下的歌女》的歌谱带来试唱给我听。哦，是那么一首哀婉动人的歌曲啊!这首歌词，没有进行任何修改，但谱了曲后，比原诗更哀婉、更悲怆、更有色彩、更抒情和富有诗意。我仅仅听了他初次试唱，就被感动得流下泪来。而且，从此以后，我再也无法用山歌和唱诗的调子吟唱了；只要一唱起，便唱出聂耳所谱写的曲调，可见这首歌曲的魅力是多么深刻感人了。
聂耳把两首歌的作曲任务完成并灌了唱片之后不久，便向我提出他想东渡日本，在音乐上进一步提高和深造的愿望，并告诉我，由于要出国进修，原来商定担任梁质甫那个角色的初议作罢，要我换别人来担任。他诚恳、谦虚地对我说：“我总感到自己在音乐方面的基础不足，所以急于想出国去进修。这是我多年来的愿望，现在总算时机已经成熟了。”其实，聂耳出国以前，已经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革命和抗战歌曲，如《大路歌》、《开路先锋》、《苦力歌》、《码头工人歌》、《新女性》、《毕业歌》、《扬子江暴风雨》等等。在《风云儿女》影片放映以前，《义勇军进行曲》和《铁蹄下的歌女》也已广泛流传。而且，通过爱国华侨的传播，已流传到国外。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已经成为鼓舞士气、推动全民抗战的嘹亮战歌。在敌占区，已成为革命烈士们从容就义时的正义歌。
“能到国外去深造，那当然很好罗!”我劝他说：“你是不是等把戏拍完了再走呢?”
“不行，等把戏拍完，势必拖到秋天，那就要打乱我预定的进修计划了。”
“那么，后期录音呢?”我想尽力挽留他：“你把音乐合成搞完了再走不行吗?”
“后期录音和音乐合成部分，我已经交给吕骥全权负责。”他安慰我说：“你尽管放心好了。”
我想起过去在日本勤工俭学期间所遭受到的歧视，以及日本便衣警察和宪兵们监视与追踪的痛苦经历，建议他：“与其到日本去进修，还不如到欧洲去，例如法国、德国、意大利或奥地利等音乐的故乡去深造。”
“很难筹划那么一笔庞大的路费啊!老兄！”
“当然，路费是要比去日本贵得多，但是，你可以向联华、电通或百代公司预支一笔工资和酬劳，不足之处，再由朋友们来凑足不行吗?”
“谈何容易啊!老兄！工资和稿酬该支付的早就支付掉了，朋友之间也都是一批无产者，从哪儿能筹划到那么一大笔路费呢?”
我看他出国深造的意志如此坚决，就不再劝阻他了。我关心地问他：“是你一个人去，还是和别人一起结伴同行呢?”
他回答说：“我已经约好和一位朝鲜朋友一起去。”
聂耳同志临走前，我因为忙于拍片工作，没有到码头去送行，只在电通公司摄影厂前的空场上和他紧紧地握手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握手，竟成了难以忘怀的永别了。
聂耳在逝世前十天，即一九三五年七月七日，还给孙师毅写过一封信，信上得意地说：“……老兄!你应该庆祝我第一个三月计划二月成功！”又说：“我决定9日和一个灯光专家往游富士山，住在他家里，17日起赴京都、大阪、神户参加‘新协’的旅行公演，并参观剧场及摄影场，26日起赴西国(四国)松山洗温泉，7月底返东京，8月初和云南同乡赴房州海滨，约9月初回东京……”
这是一个多么生龙活虎、多么自信、多么乐观的令人难忘的形象啊！怎能想到，十天后的一瞬之间，被那万恶的“海龙王”吞没了他年轻的生命呢？亲爱的聂耳呀!在你逝世的当时我不敢相信，甚至到如今我还不能相信这样不幸的事会降临在你那生动活泼、无忧无虑、精力充沛、仅仅活了二十三岁的、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身上啊!
在聂耳逝世后不久，我曾写过一首题名《悼聂耳》的诗。今天我要续写三节，聊表追念之情：
聂耳呀!虽然大海夺去了你年轻的生命，巨浪吞灭了你那风华正茂的青春，但你的理想已经实现，红旗已在祖国的上空飘扬。
激扬轻快的《义勇军进行曲》，已经成为国歌，曾经鼓舞过抗日救亡的歌曲，而今已成为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绝唱。
这歌声不仅响遍了中国，并已响遍了东方。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将用自己的斗志筑成新的长城，高唱你那雄壮的歌声前进。
（原载1982年《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