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人民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恰逢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80周年。1935年5月，中国最早表现拿起武器反抗日本侵略的故事片《风云儿女》上演，随着该影片在全国各地的上映，一曲激昂雄壮的战歌，冲破国民党统治当局严禁宣传“抗日”的禁令，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甘做亡国奴、坚决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心声。作为该片导演许幸之的儿子，我也想就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过程，谈谈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关于《风云儿女》创作的时代背景
1935年春，许幸之接手导演电影《风云儿女》时，当时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呢？应该说那是一个阴云密布、危难当头的革命低潮时期，并不是像现在许多年青人以为的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广大群众奋起抗日，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一浪高过一浪的那种局面。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已直逼长城脚下，华北危在旦夕，不要说忧国忧民的爱国人士，就连许多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都感到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志士，拿起武器奋勇抵抗，他们自发地组织了“抗日义勇军”等武装组织，在白山黑水、在长城内外，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着殊死的斗争。
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当局，却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借口，对日寇的步步近逼实行不抵抗政策，而对自己人，谁主张抗日、谁实行抗日，均遭残酷镇压甚至以“格杀勿论” 白色恐怖手段而对之。1934年冬，曾在察哈尔前线英勇抗击日寇、收复重镇多伦的吉鸿昌将军，就遭秘密逮捕，不久就在北平被杀害了。对主张抗日救国的进步报刊进行取缔、对爱国人士大肆抓捕，在那一时期更是司空见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后来1936年的上海“爱国七君子”被捕入狱事件。
而在积极主张抗日的共产党方面，革命形势也处于低谷。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到1934年10月，各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相继失败，各路红军都损失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走上长征之路。当时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与在长征路上的党中央失去联系，虽然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然而却仍旧不畏艰险地进行着革命斗争。
1934年11月，当时在天一影片公司担任美术设计、电影置景的许幸之和担任电影摄影的吴印咸，在上海青年会联合举办了绘画、摄影作品展。地下党文艺方面的领导人夏衍看过展览后约见许幸之，希望他和吴印咸一起由天一影片公司转移到受地下党影响的电通影片公司，分别担任导演和摄影，接受《风云儿女》的拍摄任务。
就在影片筹拍之时，编剧田汉2月16日（或19日）就被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横遭逮捕，许多左翼文艺界活跃人物也都转入了隐蔽斗争。在这乌云压顶的时刻，对于年仅31岁的许幸之来说，接受拍摄《风云儿女》的任务就意味着要冒再次坐牢的政治风险，而他本人就曾在1927年和1930年两次蹲过国民党的大牢，饱尝身陷囹圄惨遭迫害的滋味。
夏衍在将拍片任务向许幸之交待时说：“田汉和华汉（即阳翰笙）被捕，大概你已经知道了。《风云儿女》是田汉入狱以前写好的剧本，是以号召文艺青年起来抗战为题材的，对当前的政治斗争有推动和鼓舞作用，我们要尽快把它拍出来，以配合当前的革命形势。”又说：“为了和反动派作斗争，就得拍好这部影片，这是我们在外面的同志们应尽的责任。”最后，他严肃地对许幸之说：“我和司徒慧敏、孙师毅商定，请你担负起导演的责任。”许幸之并不是共产党员，原本是留日归国的左翼画家。在此之前，除了零星的舞台导演经验外，也未曾导演过一部电影。但组织上对他的这样的信任，使他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电通影片公司成立于1934年，它的前身是一家专营电影器材的小公司。电通公司的老板马德建，是当时发明“三友式录音机”的三个工程师之一。公司的导演有：应云卫、司徒慧敏、袁牧之、许幸之、孙师毅等，摄影师有：吴印咸、杨霁明，美术设计师有：蔡若虹、张云乔，音乐创作方面有：聂耳、吕骥、贺绿汀等，演员有：袁牧之、陈波儿、王莹、王人美、陆露明、施超等。电通影片公司在它存在一年多时间里，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马路天使》、《街头巷尾》（未完成）等有进步倾向的有声电影，并办有图文并茂、宣传新片的《电通画报》，因而受到广泛的欢迎。
夏衍当时是以中共地下组织的代表、党在电影工作方面的领导人的身份，来领导电通公司从创作到摄制的各项工作的。1935年末、1936年初，这个公司因经济失调和国民党当局的打压而被迫解散。
这就是当年摄制电影《风云儿女》的真实历史背景。
关于《义勇军进行曲》和《铁蹄下的歌女》的创作
许幸之曾经回忆说：1935年2月，当他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时，手头拿到的电影剧本中有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和插曲《铁蹄下的歌女》的歌词部分都是空白的。但不久，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由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一段歌词，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
孙师毅也曾回忆说：那时田汉被扣禁，以香烟纸写《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由夏衍交给我转给聂耳。这曲最初是用五线谱写成的（手稿遗失），当时的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后由聂耳和我商量，把歌词加以改动。
1982年，许幸之曾写过一篇题为《忆聂耳》的回忆录，以深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聂耳一起共同工作的那些日子：
夏衍同志把拍片任务分配给我的同时，把作曲的任务分配给了聂耳。聂耳主动来找我，热情地对我说：“把作曲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好好完成！”
这虽然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那主动要求工作的作风，那种热情、坦率而又诚恳的年轻音乐家的气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感到他仿佛是一团火，在我面前燃烧着，连我自己的心也被他点燃起来。
……
在创作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过程中，聂耳曾经告诉我：“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婆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了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了事。”
……
在通宵拍片后的一天清晨，睡梦中，听到重重的扣门声。打开宿舍门一看，原来是聂耳。他一跨进门就举起乐谱兴高采烈对我说：“好啦！老兄！《义勇军进行曲》谱好了！”
“好极了！”我高兴地说：“你能不能试唱一下？”
他便一手拿乐谱，一手在我的书桌上打着沉重的拍子，连续唱了好几遍。曲调激昂、轻快，仿佛催人跨着矫健的步伐前进似的。它打动了我的心灵。我沉浸在他的嘹亮的歌声里，忘记了一切。突然，他停下打拍子，问我对他所谱的歌曲有什么意见。
“对音乐我可是一窍不通啊！”我支吾其词。
“你就干脆把你的意见说出来，我好修改啊！老兄！”
我这才消除了顾虑，说“整个曲子谱得很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是否应当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尾？”
聂耳经过一番思索之后，便拿起桌上的铅笔，修改起来。修改后，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合唱。起句比原来激昂得多了。末尾原句式是：“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由于增加了叠句，最后三个“前进”以铿锵有力的休止符来煞尾，把坚决、勇敢、跨着轻快步伐挺身前进的情绪，表现得更加明快、强烈。这就是日后成为家喻户晓、人人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
……
由于田汉的被捕，使得原本应该由他所写的《铁蹄下的歌女》的歌词，只好改为由许幸之代为完成了。好在许幸之本人也是一位诗人，此前也曾发表过大批爱国主义诗作。
1935年3月下旬，聂耳在完成《义勇军进行曲》之后约两周，便完成了《铁蹄下的歌女》的谱曲工作。由于他对歌女飘零四方的生活有着较深刻的感受，加之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担忧和悲愤，使得他以最哀婉、最激愤的曲调完成了他短暂生命中的绝笔之作。
许幸之还回忆说：聂耳当时还领导着一支业余歌咏队，自任歌咏队的指挥。这个歌咏队几乎每个星期都来电通影片公司排练，参加合唱的除了当时影剧界的明星外，还有工人和职员。许幸之记得在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时，由于合唱队来的人太少，唱完以后听录音时，大家都觉得声音略显单薄气势不够，于是聂耳就让许幸之动员几个剧组里的演职员一起来重新演唱，最后连导演自己也成了合唱队员之一。
4月1日前后，又传来国民党当局要抓捕聂耳的消息，经中共地下组织方面的安排，聂耳决定马上离开上海，先东渡日本，然后转赴欧洲，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深造。4月15日，聂耳就急匆匆地告别了祖国和朝夕相处的战友们，踏上东渡日本的轮船。现在有些文章说，聂耳是到了日本两个月之后才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曲子谱好后寄回来的，这实在是不太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是该歌的最后定稿的总乐谱。
聂耳早在行前，就已经把《风云儿女》的两首歌曲谱好了初稿并灌制了唱片，以备影片后期配制之用。聂耳走了之后，为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演奏效果更好些，许幸之找到作曲家贺绿汀帮忙，去找到侨居在上海的俄国作曲家阿尔夏洛莫夫代为谱写乐队伴奏，这就是影片中由小号和军鼓进行伴奏的主题歌。
1935年5月24日，上海金城大戏院（即现在的黄浦剧场）举行了《风云儿女》的首映，《义勇军进行曲》已与广大观众见了面。试想如果这时远在日本的聂耳才寄回曲谱，摄制组的同仁们无论如何也是赶不及的。
5月初，《风云儿女》的这两首主题歌和插曲，都刊登在电通公司出版的《电通画报》第2期上，其它电影方面的期刊杂志也进行了转载，于是很快就引起广泛的关注。所以，随着电影的公映和唱片的发行，它们马上就在全国流行传唱开来，其传播的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唱出了全国人民爱国抗日的心声。据说，在当年的“12.9运动”和后来的“西安事变”中，爱国学生在游行队伍中都不约而同地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鼓舞自己斗志的战歌。
许幸之曾回忆说：在1935年拍完电影《风云儿女》之后，那张写有《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香烟包装纸就一直存放在自己手里。1940年秋，许幸之离开日伪统治下的被称为“孤岛”的上海外国租界，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工作。临行前，他将一批自己的画作寄存在一个朋友家里，其中就有那张珍贵的香烟包装纸。1946年抗战胜利后，许幸之夫妇返回上海从朋友处取回那些物品时，香烟纸仍完好如初。1950年，许幸之奉调从苏州赴北京，参加中央电影艺术指导委员会工作。但因随身行李太多，临时将一只装有许多书籍的柳条箱，寄放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一个相熟的学生那里，那张珍贵的香烟包装纸也夹在一本书中。但令人遗憾的是：当1953年许幸之再去苏州寻找自己存放的柳条箱时，他所信任的那个学生却早已被当作为“三青团骨干分子”遭到清洗，当然所有寄存的东西也就荡然无存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