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又有人在议论，鲁迅亲日，甚至有汉奸之嫌。之所以说“又有人”，因为早在鲁迅生前就有人以此攻击过鲁迅。那么，鲁迅究竟是否由于曾经留学日本7年，受到日本文化浸淫过深，置日本侵略中国事实而不顾，置民族大义而不顾，出卖自己，出卖国家，成为汉奸呢？
鲁迅生前受到的攻击
说鲁迅是汉奸，替日本人做事，领取日元等等，在鲁迅生前，就屡有发生。在鲁迅书信中也有过记载。现摘录几段鲁迅信中的文字，一窥当年鲁迅所受攻击的几个事例。
如1934年5月15日，鲁迅在致杨雾云信中说，“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
1934年5月16日在致郑振铎的信中：“……但另有文氓，恶劣无极，近有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集》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矣”。
1934年6月2日致曹聚仁的信中：“……我被指为汉奸，今年是第二次。记得十来年前，因爱罗先珂攻击中国缺点，上海报亦曾说是由我授意，而我之叛国，则因女人是日妇云。今之衮衮诸公及其叭儿，盖亦深知中国已将卖绝，故在竭力别求卖国者以便归罪，如《血汗月刊》之以明亡归咎于东林，即其微意也。然而变迁至速，不必一二年，则谁为汉奸，便可一目了然矣。……”
第二封信中所提之事，是指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1934年5月6日）署名“思”的《鲁迅原为汉奸》一文。文中污蔑鲁迅“搜集其一年来诋毁政府之文字，编为《南腔北调集》，丐其老友内山完造介绍于日本情报局，果然一说便成，鲁迅所获稿费几及万元……乐于作汉奸”。这帮文氓竭尽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之能事，《南腔北调集》是鲁迅把除了登在《申报·自由谈》外，1932、1933年两年来所作的杂文，文中涉及多位国民党政府的御用文人。鲁迅非常有预见地指出，再过不到一、二年，谁是汉奸就可以一清二楚了，暗喻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
到了年底，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鲁迅又一次轻蔑而不无愤慨地写道:“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在信中鲁迅一针见血指出：“其实假使我真做了汉奸，则他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它们还敢来开口吗?”
鲁迅之所以屡次遭到污蔑诋毁，在于他在黎烈文主编《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大量杂文，鞭挞一批御用文人，同时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不抵抗政策，为转移大众视线，国民党政府雇用的文氓不得不使出下三滥的污蔑手段，来抹黑鲁迅。
鲁迅对抗日的态度
1937年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此时，鲁迅已于前一年即1936年的10月逝世了。那么鲁迅是否与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无关，或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根据学术界已形成共识：中国抗日战争是十四年，起点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这个观点，在国际上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胡锦涛同志在有关讲话中，也明确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鲁迅的晚年，就生活在这个局部抗战的历史阶段，在空间上，鲁迅的家（拉莫斯公寓）还曾经是这场局部战争的前线（一·二八淞沪抗战）。他和全国民众共着一个命运，经受着国土沦丧，山河破碎的民族屈辱，也遭受了住所遭日军侵扰，书桌被子弹洞穿，举家离寓避难等战争的危险和苦难。也正是这个历史阶段里，鲁迅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呼号抗争。
鲁迅在这期间，多次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或声明，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如1932年2月的《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1936年9月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等。但时间最早，并完全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应该是《答文艺新闻社问》。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仅三天，鲁迅即发表此文，公开谴责了日寇的法西斯行径，表示了与侵略者势不两立的严正立场。这既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表态，又是对民众救亡图存的呼唤。鲁迅在民众尤其是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鲁迅的表态，其意义、影响、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随后，鲁迅不断地用自己的如匕首般的杂文，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发动全民族的抗日运动。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比如鲁迅写的《沉滓的泛起》、《战略关系》、《安内与攘外》、《中国人的生命圈》、《天上地下》……，尤其是《友邦惊诧论》更是展卷方诵，血脉已张的名篇。文中，鲁迅对所谓“友邦惊诧”的论调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愤怒揭露了日寇强占辽吉，炮轰机关，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等一系列暴行，慷慨激昂，掷地有声。鲁迅的这类文章，给国人以警醒、启迪。鲁迅先生还以当时社会发生的具体事例或“新闻”为着力点，以小见大，如《新的女将》、《“以夷制夷”》、《学生与玉佛》、《真假堂吉诃德》、《论“赴难”和“逃难”》、《航空救国三愿》等。鲁迅在这些文章中，借助对社会具体现象、“小事”的剖析，触及了抗战初期中国社会的许多重大主题，包括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揭露；对黑暗社会的抨击；对那种挂羊头、卖狗肉和花拳绣腿式的“抗日秀”的讽刺。在抗战初期“文禁如毛，堤骑遍地”，“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上海，鲁迅以杂文为利器，运用这种曲折迂回、大中取小、小中见大的战术，进行着极其猛烈的社会战斗。他所期冀的，是中华民族的觉醒、奋起和全民抗战新时期的到来。透过犀利、冷峻的笔端，鲁迅炽热的拳拳爱国之心，感人至深；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战斗意义和巨大价值，不可低估。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鲁迅病重，难以握管，在几篇由他口授，0.V.(即冯雪峰)笔录的文章中，鲁迅用非常明确的语言，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他旗帜鲜明地公开宣布，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历史已经向我们表明，鲁迅的浩然正气、严正立场，在当时中国的文艺界、知识界，乃至全国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鲁迅致力于中日的长远友好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鲁迅先生的一首诗里的两句，被大家一直传诵，鲁迅先生认为，由日本侵略引起的两国交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劫波”，他始终把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和普通的日本国民区别开来，相信“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这也是抗战期间鲁迅与日本人士交往的思想基础。但是，鲁迅先生这一理念并不为许多人所接受和理解，在中日发生局部战争，中日关系紧张之际，鲁迅依然与日本人士保持交往，有的关系还很密切，在这个问题上，在鲁迅的生前和死后，常被人提及和曲解。其实，鲁迅所接触日本人士的数量，据目前我们的研究，能排得出名字有200余位之多。人员结构比较复杂，既有学者、名流、宗教人士，也有普通学生、职员、教师等，其中，大多数仅为一面之缘，有些成为师生、朋友，保持了长期的友谊，如增田涉、内山嘉吉、山本初枝等。鲁迅早年，曾留学日本7年之久，与这些日籍人士的交往，语言既无障碍，文化又有了解，能够相识，甚而相知，是很自然的事。这是鲁迅多方面社会交往的一部分，乃人之常情。鲁迅总是在与日本人士交往中，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吸收日本先进的理念和认真的态度。但是，对一些居心叵测的日本右翼分子，坚持原则，针锋相对，毫不让步。野口米次郎是日本的著名诗人，鲁迅曾翻译过他的作品，1935年，经内山完造的引荐，鲁迅与他有过一次见面。会见中，野口提出，中国的政治军事应由日本来管理。对这种军国主义的论调，鲁迅当即予以驳斥，表现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
鲁迅晚年的旧体诗，有多首系为日本友人而作。这些诗是鲁迅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特别真切感人，绝非泛泛的应酬之作。《所闻》、《一·二八战后作》、《题三义塔》及若干《无题》诗，风格或含蓄细腻，或深沉凝重，内容都涉及到当时进行的抗日战争。尽管是写给日本人的，鲁迅在诗中，并不回避日本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期待共同努力，结束战争，建立和平。岁月流逝，经过历史的积淀，鲁迅的这些诗作，愈发显示出跨越时空的历史睿智，丰富蕴涵。
通过以上回顾和梳理，我们了解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进入了局部抗战时期。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最为复杂、变幻和严峻的时期，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侵略与反侵略，进行着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思想文化界，也是风云际会，流派纷呈。正是在这个广阔的历史大背景下，鲁迅以他的作品、思想和人格，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民族凝聚力的提高，为迎接全面抗战新阶段的到来，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时下，一些人以“新”面目出现，哗众取宠，罔顾历史，误导舆论，企图解构和否定鲁迅，给鲁迅扣上种种罪名，这只不过是沉滓的泛起。通过了解这段历史，可以得出结论，鲁迅不是亲日派，更不是汉奸，他既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侵略，又是推动中日世代友好的使者。
（作者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