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桥大楼位于上海苏州河的北面、虹口区四川北路85号。因大楼面对四川路桥而得名。由仁昌营造厂承建，1935年竣工。占地面积58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1.16万平方米。钢混结构七层，局部八层。现代派公寓建筑，装饰艺术派风格。一、二层以水平线条为主，三至七层以竖线条为主，局部饰以水平线条，窗下装饰板，线条简洁。沿四川北路、崇明路布置，转角处弧面处理，中央高起，两面对称，分别形成次轴线，局部阳台外凸。
大桥大楼1937年后被日本宪兵司令部占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到处抓人，他们把该处作为特种监狱。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为作淞沪警备司令部及其稽查处，七楼是稽查处关押犯人的看守所，俗称“七重天”。1947年末，中国银行购进作职工宿舍。目前一楼为商店，二楼以上主要是公寓住宅。2003年12月16日，公布大桥大楼为列为虹口区不可移动文物；2005年10月31日，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血腥的大桥监狱
在日本统治时期，大桥监狱原有6间牢房，后来又增设了4间牢房。这里的牢房是木结构。每间面积一般在15平方米左右，宽约5米，深约3米左右，牢房的一角有一个半米见方的凸出部分，那里是一个便坑；另外一面有一扇很矮的木门，平时锁着。踏进牢房一步，就是一个用砖头砌墙半米来高的通铺，上面用木板铺了一层。关押人员每天的活动，包括吃喝拉殺都在这个通铺上面。通铺下面仅有一条窄窄的走道，在押人员在牢房内走路都很困难。后来狱中被关押的人员成倍增加，原来只能关押10余人的牢房，一下子关了20、30人以上。晚上犯人盖的是一层薄薄的破旧棉布毡，清晨起来后，大家集中围着两个旧木桶洗漱，早饭是薄薄的照得见人的稀饭，中午和晚上是质量很差的米饭；吃饭用的是龌龊的筷子和脱了磁的搪瓷碗。据当时一位被押人员的回忆，他当时关押的2号牢房，一间牢房里最多的时候竟关了36个人。这座特殊的监狱，从白天到晚上，如同一座黑暗的坟墓，听不到一点声音，日本看守不准在押人员说话，如果谁说话，按照日本看守的逻辑就是触犯了他们的法律，是要受到严刑拷打，有一天，牢房里日本看守发现2号牢房有人说话，他走进牢房去找说话的人，但是没有人承认，他也找不到具体的人员，因此，该看守就采取“连坐法”，他猛击每个人的头部4拳，当场有人被打得献血直流，牙齿也打落。有的人被打倒在地爬也爬不起来。此后，日本看守并不罢休，还要找说话的人。当时有两位难友看不下去，毅然站出来，日本看守就把这两个人拉出去，脱光上衣，跪在地上，解下身上的皮带进行抽打。
许广平在狱中
1941年12月15日凌晨，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寓所，来了一群日本人。他们首先在许广平家里查抄了二个小时，然后把她带到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的一座大宅（日本宪兵队分部）登记后，与几位青年一起被押往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当晚就关押阴森森的5号牢房里。该牢房内男女混杂、有40多人，厕所设在囚室北部，满屋臭气熏人。次后三天，许广平每天被提审，日本宪兵用尽欺骗、哄吓、诱供等手段，企图从她的嘴巴中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材料。第五天起，日本人对许广平动武，拳打脚踢、在施行打骂的间隙，他们还强迫许广平脱去外衣，只剩下小衫裤，用皮鞭对其狠狠抽打。甚至日本人还威胁许广平，要把她一丝不挂地裸体放到南京路上出丑游街。虽然许广平被打得两眼红肿、身上留下道道鞭痕和许多血块，但是许广平坚不吐实。这一切都以日本人的失败告终。
第8天上午，日本宪兵对许广平动用了电刑，他们在许广平的手脚上套上了两个马蹄型的铁圈，然后连上两条电线，接在一个6寸高的木匣上。电流通过铁圈传遍了许广平的全身，每一次通电，她都感到一阵昏眩，一阵剧痛。日本人对许广平上电刑，每施一次电刑，就逼一次口供。在大桥监狱里前后共十多次，从上午一直审到下午。一次次的电流刺激和伤害，使得许广平天眩地裂，全身骨节发酸，喉咙干痛嘶哑。但是许广平意志坚定，没有供出一个组织，没有牵连一位朋友，充分表现了临危不惧的革命气节。
日本宪兵对此并不罢休，他们还不断地变化审问方式，时而严厉、时而优待；时而凶神气煞，时而虚情假意，同时不断地调换牢房，又让她写感想。最后在1942年2月27日，许广平被押出大桥监狱，把她移押到沪西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汪伪特务机关。3月1日，由鲁迅先生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先生保释回家，被前后关押了76天的许广平终于恢复了自由。那一天，正好是农历的元宵节。四年以后，许广平把这段76天的监狱经历写成《遭难前后》，先在1946年出版的《民主》周刊上连载，第二年交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印成单行本。书中通过朴素的语言和真实的叙述，反映了大楼监狱血泪的黑幕。著名文学家、解放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在该书的《序言》中对许广平的英雄事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夏丏尊在狱中
曾任中国中学校长、著名的教育家夏丏尊为了保护学生的爱国活动，1943年12月15日凌晨。夏丏尊在寓所被日本人关押在大桥大楼。于夏丏尊同时被捕的还有章锡琛、世界书局的赵吕青、中华书局的潘公展、北新书局赵景深的夫人李希同以及其他一些中小学校的教师等39人。夏丏尊在大桥监狱关押了11天，其中审讯了5次。审讯中，日本人知道夏曾经留学日本，会说日语；就直接用日语审讯他，并且要求用夏丏尊也用日语回答。面对日本宪兵的威胁，夏丏尊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中国人，我说中国话。你们有翻译人员，翻译就是了。” 由于夏丏尊年事已高，身体衰弱，加上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夏丏尊在监狱中并没有受到皮肉之苦，但是监狱恶劣的环境和低劣的饭菜仍然损害了他的健康。
由于夏丏尊拒绝回答日本人提出的问题。为此，日本人派来了一位日籍作家，他自称是夏丏尊的学生，跪在夏关押在牢房门口，希望老师赏脸给学生一个面子到监狱外面的酒店去吃饭赔礼。颇重情意的夏丏尊也就勉强答应。日本宪兵让夏换了衣服，用汽车送夏丏尊和这个自称他学生的日本人到了租界里一个十分豪华的日本酒家用餐。那个日籍作家非常恭敬，盛情招待，又是敬酒又是夹菜。夏丏尊不卑不亢，出于礼节，吃了几口菜。看到这个场面，心中已经明白了几分，日本人没安好心。夏丏尊一语道破天机，说道，“谢谢你的热情招待，不过什么时候放我出去？”那位日本作家迟疑片刻，赔笑地提出：“只要你老师愿意担任职务，或者答应挂个名，现在就可以回家。” 夏丏尊愤怒地一拍桌子，起身离席，说道：这做不到，我宁愿把牢底坐穿。你们快把我送进牢房。日本人精心策划的阴谋被夏丏尊所识破。后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等人的奔走营救，同年12月25日，夏丏尊终于获释。
李白和裘慧英在狱中
李白，湖南浏阳人，15岁就参入共产党，曾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长征。1937年10月，受组织安排，李白来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开始住在黄陂南路。1939年春，李白搬到长乐路、威海卫路、建国西路等，经常转移地点。为利于工作，党组织便调绸厂年轻女中共党员裘慧英与他扮作假夫妻。两人开了一个电器修理店，白天揽生意，晚上和延安总部电台通报联络。李白还认真专研报务和机务技术，琢磨时间、波长和天线的规律，选择在凌晨收报；同时李白还用普通的收音机接上线圈改装成收发报机。1940年，经组织批准，李裘两人正式结为伴侣，后来有了孩子。
1942年9月中秋前的深夜，敌人发现了电台的位置，迅速包围了李白在建国西路的住所。李白忙将收音机上面缠绕的两条线圈拉直、拔去。李白和裘慧英双双被捕，押至大桥大楼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分别关在两个屋子里连夜审讯。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胸口一道绳，腿上一道绳，砖头一块块地从脚下塞进去。李白脸色苍白，头上汗珠如雨。当塞到第五块砖头时，李白昏迷过去了。日本人把李白用冷水浇醒，又对他使用残酷的电刑，当接通电源后，李白全身的肌肉剧烈地抽搐起来，屋子里顿时散发出一阵阵令人恶心的焦味。审讯折磨整整6个小时，日本人什么也没有得到。还有一次，日本特务审讯时，还用钳子把他的指甲一片片拔下来。
在大桥监狱，日本人还实行了心理战术，一次裘慧英遭到一顿毒打后，被拖进了李白的房间。在李白受刑时，又让裘慧英观看，以此动摇他们的心理底线。由于日本人绞尽脑汁榨不出油水，半个月后，裘慧英获释。由于李白一口咬定自己不问政治，无党无派，是个道地的生意人，为一个做生意的老板服务，帮朋友了解商业行情。再加上当时日本宪兵在李白家里只搜出了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李白被捕时，随机应变把“收音机”即收发报机上面缠绕的两条线圈拉直拿掉）。事后，日特机关经过鉴定认为只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经分析该收音机的功率比较小，不具备同延安通报的能力。所以受到酷刑折磨、坚不吐实的李白后经地下党营救，于1943年6月从大桥监狱释放。不久李白转移到浙江、江西等地继续从事秘密电台工作。
上海解放前夕，李白又回到上海设立电台继续从事秘密工作。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在发送一份重要电报时被敌人侦破到具体的发报地点。李白、裘慧英及孩子在虹口黄渡路住宅地被敌人抓捕，关押在蓬莱路等处（裘慧英及孩子后来释放）。1949年5月7日李白被秘密杀害在浦东戚家庙。1958年，拍摄了以李白为主要原型，反映秘密工作的彩色电影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海解放后，裘慧英曾任上海邮电技工学校副校长、上海邮电工会副主席等。1983年离休，1992年逝世，终年75岁。
鲍惠尔在狱中
约翰· 本杰明·鲍惠尔，1888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1912年毕业于密苏里州大学新闻学院。他曾任地方报纸的推销员、广告经理、新闻编辑、大学讲师。1917年2月鲍惠尔首次来到上海，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1937年抗战爆发后，《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作为战地记者到中国的抗战前线采访，经常披露日军侵略阴谋和罪行。1941年12月8日《密勒氏评论报》遭日寇查封。20日凌晨，六七个身穿便衣的日本宪兵来到鲍惠尔居住的上海都城饭店（今新城饭店）。日本搜查了他房间里的所有的文件、书信等文字资料。把他押到四川北路上的大桥大楼。拿走了鲍惠尔口袋里除了一块手帕以外的所有的物品，甚至连吊裤带也不能带入。把他关入大桥大楼底层的牢房内。
牢房内挤满了人，空气令人窒息。连坐得地方也没有。最后还一位美国人，认出了他，把鲍惠尔坐到他的身边。该牢房大约18英尺长、12英尺宽，可以容纳20-25人在地板上排队坐着，但是几天后牢房里竟关押了40多人，许多人只能站在那里。据鲍惠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的牢房里，男女混押，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关押，他们的牢房内除了男性外国人以外，还有3位外国妇女，她们分别是英国人、西班牙人和俄国人。牢房里没有盥洗设施，马桶只是一只放在角落里的粗糙木桶，敞开着放在牢房里，臭气熏天。男性和女性囚押者不得不共同使用这只便桶。牢房里有各种各样的害虫，最害人的虱子；整个监狱有生灵存在的地方，就有虱子的存在。日本宪兵对被囚者维持着蹩脚的医疗服务，通常是一个日本女护士跟两位低级军官，例行公事地偶尔来巡视一下，哪个犯人发烧或得了什么小毛病，一律给几片阿士匹灵。如果得了疔疮，就用一种红色的类似红汞的液体来治疗。
据鲍惠尔所知大桥监狱曾经关押过不少英国人，其中还有一些著名的商人，如道奇汽车公司中国办事处的经理，上海股票交易所总裁海伊默、上海花旗银行经理、苏柯尼真空油公司经理、胜家缝纫机公司的经理。日本人对鲍惠尔在大桥监狱的关押和审讯，从1941年12月20日开始，一直延续到1942年的2月。2月26日，鲍惠尔从大桥监狱移押到江湾日本集中营。他在集中营内遭受日本人的残酷虐待，以致双足致残。1942年，美国与日本交换战俘时，鲍惠尔才从上海回到美国，把自己在中国的记者生涯写成回忆录——《在中国二十五年》。并在该书的第35章“恐怖的大桥监狱”，详细叙述了自己的遭遇。1946年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人时，鲍惠尔以自己的亲身遭遇作证。1947年2月28日，鲍惠尔在美国华盛顿逝世。
鲍惠尔所写的书籍，后由邢建榕、薛明扬和徐跃等人共同译成中文，以《鲍惠尔对华回忆录》为书名，知识出版社出版。2008年，安徽的黄山出版社，又以《在中国二十五年》为书名。再次出版了鲍惠尔的这本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