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召开。中共“四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为了解决国共合作、领导民主革命等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召开的，同时亦为后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一
1923年中共“三大”决定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同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之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加快，主要有三件大事。
首先改组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共产党人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宣言》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快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其次创建军校。1924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周恩来、熊雄曾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加伦等苏联军官为军事顾问。黄埔军校的建立对于后来建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创办农讲所。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主导下，1924年7月3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农讲所相继办了六届，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等人负责主持，培养农运骨干700多人，有力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
然而，国共两党在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联合亦分裂，前进亦倒退的错综复杂局面，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分歧。1924年5月国民党中央监委邓泽如、谢持等获得了青年团中央的一些文件和印刷品，发觉共产党在国民党里进行党团活动。他们责问陈独秀，并向维经斯基、鲍罗廷汇报。6月18日国民党右派联名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引起各地国民党右派密切关注，纷纷上书攻击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对右派开展了坚决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内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意见也存在着分歧，共产党人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组织中国工人、农民和青年，还是以共产党的名义直接组织？这种分歧其实也是对共产国际的决定产生质疑。1924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专门就国共合作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论争。对于如何认识国民党和如何处理国民党左右派，以及对于工农运动的领导问题，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意见有很大的差别。
1924年8月15日至30日国民党中央举行第二次全会，国民党右派猛烈攻击共产党，要求开除共产党。对此，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作了妥协，擅自同意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任务之一是解决控制共产党的问题。
1924年9月7日，陈独秀致函维经斯基，述说了国共合作种种问题，批评鲍罗廷的做法，提出“既然我们的同志对我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都很了解，而在实践中没有很好贯彻执行，所以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提前举行。”还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状况很困难，经费不足，许多工作处于荒废状态，召开全国20个代表的四大也没有钱，需等维经斯基到上海，才能举行。1924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中共“四大”的会议通知，规定了各地的代表人数及议程，开会时间为11月。
共产国际感到了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同鲍罗廷之间的冲突，同时认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从极左的立场上反对共产国际关于开展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策略，遂于1924年11月派维经斯基到上海，以纠正中共中央的路线和调解陈独秀等同鲍罗廷之间的矛盾。
面对国共两党在合作后出现的尖锐矛盾，既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也有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矛盾，还有中共领导层中的矛盾，为了解决民主革命中出现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
1925年1月11日—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幢石库门房子（今虹口东宝兴路28支弄8号处）召开。当初这一带属于公共租界，三教九流、五方杂处，西临淞沪铁路，北靠俞泾浦，周边有白保罗路（现虬江路）、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东宝兴路等交通要道，小弄小巷四通八达，万一有状况能够及时疏散。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课堂的模样，有黑板、讲台、课桌椅，每人一本英文课本。楼梯口装有铃铛，一有意外，楼下就拉铃通知楼上，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拿出英语课本，对外就以私人办的英文补习班做掩护。三楼是外地代表住宿的地方。一楼是客堂，代表们出入都在后门。
中共“四大”的正式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林育南、庄文恭、陈潭秋、李维汉、朱锦棠、范鸿劼、李逸、阮章、谭平山、项英、周恩来、彭述之、汪寿华、李立三、李启汉、王荷波、尹宽等2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4名，代表各地党员994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团成员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等5人。大会记录员为张伯简、郑超麟。莫斯科支部代表彭述之兼任大会秘书长。
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做工作报告。代表们认真讨论中央工作报告，同意中央对于中国政局的分析；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年多来领导全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基本上表示满意，同时对中央在工作指导上的某些失误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维经斯基向大会致贺词，并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还向大会提出了一份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名义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瞿秋白为其作翻译。中共中央与鲍罗廷的分歧，也通过维经斯基的工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得到统一。
出席1924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各区、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的工作情况。
大会围绕着“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进行准备”的中心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以及《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
大会闭幕的前一天，正值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大会为此发表了《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明确表示要高举列宁主义的旗帜。
最后，大会选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等5人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为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为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为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瞿秋白为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向警予后来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
中共“四大”为期12天的会议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总结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即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的危险。共产党要做到：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做斗争。但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具体的回答。对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仍估计不足。
三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大会着重讨论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同时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农民约占全国人口的80%，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把解决农民问题看作是中国民族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且把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看作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主要标志。中共“四大”第一次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
中共“四大”上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强调“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加快组织发展，中共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同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组织部坚决贯彻《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结合实际，拟出具体实施计划。8月18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的号召，“大家赶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证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提出“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据统计，从中共“四大”时党员人数994人，至中共“五大”党员人数猛增到57967人，增长58.3倍，是中共历史上党员人数增长最快的时期。“我们的党已由小团体逐渐走到成为群众的大党。”中共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此外，中共“四大”还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第一次称“支部”是“我们党的基层组织”；把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把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也改称为“书记”。
中共“四大”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涨，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都作了认真的总结，并明确地规定了各项方针和政策。之后，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得到迅猛发展。中共“四大”拉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
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组织的工人54万人。党员人数从中共“四大”召开前不足千人，发展到1925年10月的3000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五卅运动和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这些都承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国内封建割据的势力。而中国共产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封建军阀盘踞的势力范围，取得了重大胜利。
中共“四大”是中国共产党前进道路上的一座丰碑，她的历史功绩和创新精神是党的宝贵财富，也是教育和激励后人牢记党的宗旨，发扬革命传统的生动教材。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共“四大”这一重要历史资源的作用，198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遗址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1995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遗址处立碑纪念；2007年10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虹口区人民政府在东宝兴路与宝源路转角处建立了一座纪念性保护标志，让世人铭记这段历史。目前，虹口区政府正在紧张筹建中共“四大”纪念馆，将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对公众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