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除租界外的整个大上海。上海沦陷在日寇手中后，文化重心转移到武汉和广州两个地方。留在广州的文艺工作者参加了当地的青年组和戏剧宣传等活动，但大家更关心的，却是怎样以广州为基地，扩大整个华南抗战文艺的影响，通过培植文艺新军，以壮大抗战文艺阵容。由于当时抗战文艺的蓬勃发展，父亲很快就注意到文艺的群众运动了。
一、 推动抗战壁报发展。
父亲认为虽然报纸本身就是一种战斗工具，但是直到抗战开始，还不是大众所有，不是真正大众自己的喉舌，只有从大众中生长起来的壁报才是大众自己的喉舌。有人把壁报比成一支小小的，有着精锐武器的游击队。它带着宣传，组织和战斗任务，在广泛的群众中活跃着，游击着。壁报从编辑到出版，既不需要新闻学专家，也用不着印刷技术，和大量资本。出版者只要有一张纸，几件简单的文具，把自己要报导的消息和想说的话写上去，到行人众多的街头，工场，农村的墙头上贴上去就是了，读者也用不着花钱。然而内容来讲，它可以充分地反映一个工场，一条街道，一个农村或团体的日常生活，这是无论哪种地方报纸都办不到的。
在广州，街头壁报运动虽然也有开展，但一般大众对它的态度很冷淡，读者也有限。是壁报运动在广州不适用？是壁报编写得不够醒目，吸引人？这都不是，在广州有许多壁报在形式上，编写甚至于比任何地方来得活泼醒目，父亲认为问题是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
父亲和文艺界友人推动建立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壁报总站，借报馆作为临时的办公地点。总站的负责人分别管时事报导和新闻讲话的稿件、短评、文艺、画图以及编排等其他方面的工作。每星期三、星期六两天出版。当星期一、四，集稿期到了，每人拿了自己写好的稿件到总站交卷，同时讨论下一期的内容。总站的壁报的读者是广州的小市民，为了使它更深入，更能发挥效能，壁报用广州方言写就。在没有基础组织的困难状态下，要建起广泛的壁报分站是不可能的，但是，又不能不尽快出版。大家决定用行动来发展组织，而不是用组织来推动行动。在这个基本的原则下，决定先组织二十人一队抄写，十人一队张贴，每人每期抄二份，一起也可以出四十份。但是时间太匆促了，没能及时完成这工作，而抄写队员都是学生居多，他们除了抄写外还要上课，每一期也只能抄一张，结果壁报总站第一期只出了十五份。
1938年2月，父亲编写了《怎样办壁报》，内容包括壁报在抗战中的重要性、壁报的性质、壁报的种类、（街头壁报、工场壁报、农村壁报）和怎样建立壁报总站和分站。
二、 组织文艺通讯员运动。
1、 抗战时期的文艺通讯员运动。
此时，一个新的的群众性文艺运动被提出来了，那就是展开文艺通讯员运动。
文艺通信员运动，是把文艺从少数作家的圈子内解放出来，把文艺和人民结合起来，使文艺大众化最初步的，重要工作之一。
父亲看到陈斐琴在《新战线》上提出关于文艺通讯员的组织号召，感到很大的兴趣。当时广东文学会成立不久，父亲担任广东文学会理事，负责服务组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文艺通讯员的组织工作。于是大家就决定把这工作推动起来。为了要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来推行这一群众性的文艺运动，成立了“广州文艺通讯员总站”（地址：广州市维新路南朝新街九号三楼）。参加总站工作的人相当多，实际负责的有周钢鸣、周行、林林、华嘉、斐琴和父亲司马文森，大家分别担任了组织，研究，指导等部分工作。在《救亡日报》上出版了一个周刊，叫《文艺通讯》。通过这个周刊，公开介绍给了一些有关文艺通讯员运动的基本理论，也通过它征求文艺通讯员。不久，许多文艺通讯员支站成立了，遍布于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和福建，特别是在广东广西两省，深入到各偏僻城乡。参加者以学生，各工作队队员，及小学教师为主。
1938年5月8日，广东文学会举办座谈会，讨论“文艺通讯员问题”。父亲提出四点意见：①文艺通讯员运动的意义；在过去，文艺通讯只是在少数作家和知识分子里兜圈子，而目前的文艺通讯，已经成为战斗武器。要将文艺通讯从小圈子里解放出来，展开成为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平凡的学生、乡村教员、工人、农民、士兵，只要有点文艺素养，就可以利用他的笔从事文艺活动。②文艺通讯员活动范围；目前一切集中于抗战的文艺通讯，也都是抗战的武器，要将各种救亡情形、事实和斗争有血有肉的表现出来。为了要表现得逼真、亲切，就需要参加实际的救亡工作，一些临时发生的事件也需要很迅速地像记者一般去探访。③文艺通讯内容：包括一切抗战现象。合理的、进展的现实加以表现，不合理的、有害的现实需加以批驳，校正。④文艺通讯员的组织：作为群众的武器，为了要深入群众，要由少数人推动多数人，训练多数人。设立文艺通讯员总站，下设各分站。
2、 解放时期的文艺通讯员运动、文艺生活社社员运动。
日寇投降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挑起内战方针，香港又成了国统区民主政治文化中心。太平洋战争前的许多组织纷纷重建。“文通”又搞起来了。《文艺生活》期刊也在1946年7月从广州迁到香港出版，通过这个杂志在海外及华南文艺青年中所起的特殊影响，展开文艺通讯员运动。
《文艺生活》月刊创刊于1941年9月皖南事变发生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桂林文化城，刊头的字是郭沫若写的，在白色恐怖中坚守文艺阵地，宣传党的抗战主张，高举抗战、进步文艺的旗帜。由于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深受国统区民众的喜爱，发行量迅速攀升，由创刊时的4000份增加到近20000份。在恩施等地，每当新期刊一运到，马上被一抢而光。《文艺生活》在文化城支持了抗战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父亲认为作为一个抗战的文化斗士，虽不敢自道功绩，自认为是问心无愧的。《文艺生活》于1943年被国民党当局限令停刊。抗战胜利，父亲回到广州，曹健飞到广州开办兄弟图书公司，他对父亲说：“把文生复刊得了。”这句话提醒了父亲，于是父亲和陈残云合作，使《文艺生活》在广州复刊了。光复版发刊词，是郭沫若的文章“人民的文艺”。在广州办《文艺生活》，情形和桂林完全不同，主要原因是无人肯投资，开办费只有4万元，大半是从朋友间拉借来的。好在第1期出版后，由于读者的支持，销路从4000增至6000册，最高印数达到8000册，这种情形在广州是空前的，原因是刊物的立场坚定，以大众意志为意志，肯为民主奔跑呼号。在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文艺生活》在广州仅出版6期，即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迁往香港。
文艺生活社的是主张民主，研究文艺的青年学习团体。赞成本社的宗旨，不违背人民大众利益，不违背民主潮流，愿献身文艺工作，不分性别，不分成分，均可成为本社社员。社员义务包括交入会费港币10元（/年）、介绍新社员入社、推广《文艺生活》、支持社的工作。免费获得文生社的的各种出版物：《文艺生活》月刊、文艺丛书，得到“文学顾问会”的指导，答复在学习、阅读、写作上的问题；批改习作，择优介绍发表；得到“服务部”的帮助；参加“文生社”在各地已设立的文艺学习小组活动。组织机构是总社—分社—文艺小组。
文艺生活社总社负责人有司马文森、张殊明、陈残云；分社负责人：菲律宾：林林（岷里拉华侨导报社）；吉隆坡：西玲（吉隆坡民声报）；暹罗：杨繁（曼谷曼谷商报社）；新加坡：金丁（新加坡南洋出版社）；美洲：路斯；印尼：黑婴；港九分社总干事：吴德辉（陈雅）。社址：香港九龙亚士厘道21号2楼1室。文生社文学顾问会包括理论指导：黄药眠、冯乃超、荃麟；小说指导：葛琴、司马文森、华嘉；戏剧指导：夏衍、章泯；诗歌指导：陈残云、黄宁婴、吕剑；批评指导：胡仲持、陈闲；散文、报告指导：周钢鸣、周而复、洪遒。
文生社组织了大量文艺活动。以月会形式邀请郭沫若、冯乃超、夏衍、邵荃麟、欧阳予倩、周钢鸣、茅盾、陈残云等主讲当前文艺诸问题：《文艺与生活》（茅盾）《文艺活动的总方向》（郭沫若），最轰动的是郭沫若主讲的《人民第一，民主第一》和茅盾的《访苏见闻》，听众达300多人。
总社通过分社领导了许多文艺学习小组，举行作品朗诵会、研究会、写作座谈会，组织社员对人民生活、民俗调查研究，展开文艺创作活动，给他们必要的指导，批阅他们寄来的稿件，解答他们提出的有关文艺学习的问题。
分社中最活跃的港九分社于1947年1月成立，是最早建立、也是保持频繁活动的地区分社。有会员700余人。港九分社总干事：吴德辉（陈雅），组织干事：陈雅，联络干事：吕波涛、麦启麟（姚建勋），学习干事：何若、翁若童，康乐干事：杨文华、李左凡，总务干事：姚建勋（李兆永）。分社在文艺学习业务上由文生社给予辅导，自行向香港当局注册登记，组织上和同期活跃在香港的其他两个青年团体‘文联’（香港文艺青年联谊会）、‘文通’（文艺通讯部）由中共香港‘青委’领导。文生港九分社先后成立了中环、湾仔、九龙，以及圣士提反、青山等学习小组开展活动。文生社号召“向劳动人民生活学习”，组织香港分社采访组深入长洲渔区探访人民群众，反映他们的疾苦，刊登渔区探访（集体报告）在副刊上。1948年5月起，社员中的一些骨干，陆续回华南参加解放战争。1949年春，香港当局对进步青年团体的监视，转为直接干预。文生港九分社停止活动。
文生社社员分布得很广，美国、加拿大、古巴、英国、马来亚、暹罗、菲律宾、越南、北婆罗洲、香港、澳门、广州、上海、北平、天津、昆明等广大国内外地区都有文生社的社员和学习小组。这些社员的主要是职业青年（包括店员、教育工作者、记者、医生、小市民）其次是青年学生，第三位是工人。职业青年数量约占全社一半以上。他们有些在主持着报纸（当总编辑3人）,有些是在编副刊（2人）主办刊物的有朱兆群等社员的《路》，李左凡的《先声》，郭彦汪的《文艺研究月刊》和林零的《中青会刊》等。
在马来亚、在缅甸、在美国，文生社的文艺通讯员成了当地文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主导力量。文生社号召文艺要和当地人民的斗争和生活结合，号召发展地方文艺，“马来亚文艺阵线”问题提出来了，“马华化”问题提出了，“暹华化”问题提出了，用闽语，粤语的方言作品大量产生了。在南洋展开的文艺运动，不能说没有缺点，但推动了文艺运动发展，推动了“马华文艺”、“暹华文艺”、“菲华文艺”的发展。这一运动的发展，是由于当地民主文化工作者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父亲和文艺界友人坚持了群众化的文艺通讯员运动的结果。
父亲自己也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战、解放战争的报告文学：《尚仲衣教授》《粤北散记》《新中国的十月》等，“司马文森的报告文学、散文、战地作品，以其厚重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创作方式，在战时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至今仍成为文学史上有价值的战时报告文学中的名篇之一，对促进我国文学运动的不断向前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文集》。《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关于父亲的条文称“司马文森是一位报告文学写作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对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他在抗战期间写了许多特写和报告文学，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特写、报告文学注意写人，表现手法类似小说。他摘取的是大时代急剧变幻中的某一片断或“细微的事件”，采取的是“散文形式”的写法，因此富有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