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璧&沈从文
□ 赵修慧
沈从文于1988年5月10日逝世，又一位同代文友的离世，让父亲赵家璧很伤心，随后他把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报导和文友们的悼念文章一一剪切下来，铺开稿纸以《从沈从文说到<徐志摩文集>的问世》为题，开始写编辑忆旧，但是文章没有写完，剪报尚未粘贴，他住院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写什么长篇的文章。
父亲的遗文
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出齐后，店主奖励我这个青年编辑一次旅游假期，于1935年春去北平。我到北平（注：6月6日十时到）后，暗中打算要会见新朋旧友同时组织新稿。6月7日五时就由靳以介绍见到了虽已通信但尚未见过面的沈从文。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北海公园散步、谈天、吃饭。当我第一次提起企图编印一部多卷本《志摩全集》时，沈从文极力支持，这一心情他1936年交良友出版《从文习作选》的序文中，就曾在末节提到：
时间太快，想起来令人惆怅。我的第一个十年的工作已快要结束了，现在从一堆习作里，选了这样二十个短篇，附入几个性质不同的作品，编成这个集子算是我这个乡下人来到都市中十年一点纪念。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
这是一本厚达八百页的布面精装本，在当时出版界算是次创举，也即现在我们常见的作家自选本。作者接着列了他要记忆曾经提携过他的前辈作家，他把徐志摩列在首位。对徐志摩，他说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过北平市区里作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殭了，而且早已腐烂了。你们看完了这本书，如果能够从这些作品里得到一点力量，或一点喜悦，把书掩上时，盼望对那不幸早死的诗人表示敬意和感谢，从他那儿我接了一个火，你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
我和沈从文都是徐志摩的学生和后辈，对诗人志摩怀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前几天拿到上海书店根据港版影印的，还带有油墨香味的《徐志摩文集》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书店赶快送一部给正在病中的沈从文，可惜没有过几天，上海《新民晚报》独家发表沈从文在京逝世的噩耗。读完报，我只能叹惜：是他，沈从文在半个世纪前，支持我出版《志摩全集》的计划，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竟拖了五十三年，才有在作者出身的祖国，得到公开与读者见面和机会。可惜，沈从文已无法知道了！！
四、五十年代，香港、台湾和海外书商早已争相翻印徐志摩著作，有的号称全集和诗文全集等。直到1969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才正式出版了六卷本的《徐志摩全集》，由蒋复聪、梁实秋主编。我托人去复印一份，主要是汇辑并影印了大陆已出版的旧版本。……
万想不到1982年，我突然接到香港商务印书馆的一封来信，告诉我过去那套《志摩全集》，正在香港用原纸型打黑样，准备转用胶版印刷，用《徐志摩全集》名，印五卷本，信中还极具信心地说：“王云五时商务没有做完的事，希望由我们去完成它。”同时约我写篇序。这对我来说，真是喜出望外，是我六十年编辑生涯晚年阶段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为香港版《徐志摩全集》写序的还有沈从文和陈从周。沈从文在序文中说：“这个全集抗日战争前就已编成待印，虽算不得最完备的底本，却是最早结集的底本。并且每个篇章，都经过徐夫人陆小曼女士生前一一过目，亲自校核，得到赵家璧先生协助，补充校订完成的。我觉得这是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也是志摩国内外至今还活着的亲友和对志摩作品始终充满好感的读者一种共同的心愿。”……
半年后我就收到精装道林纸印《徐志摩全集》五大卷，售价港币100元。但印数不多，国内不能公开发售。这是一大遗憾。从此我就协商于专营影印书的上海书店，他们早预测到国内大有市场，但对徐志摩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主事者不敢蓦然点头。我又一不做二不休地向有关当局打报告，见了面，当面求情说理。改革开放之风也吹到了出版界，仅把书名改为《徐志摩文集》并略作技术性处理，今年7月终于用白报纸平装本形式公开问世，书价不到三十元。……
沈从文在中国文坛的遭遇，并不比徐志摩顺利多少，今天沈从文也已作古，我就从沈从文对徐志摩的崇敬说起。在有人要求把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的呼声甚嚣尘上的今天，把徐志摩的全部作品细细研究一下，也可下个公平合理的结论。把诗人个人的恋爱生活去写书立传，实在是不足取的。要研究一位作家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全部作品而不是他生前花花草草的生活琐事。
父亲的文章就写到这里，没有修改、没有誊抄，更没有发表。实在关于沈从文他还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内容。
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沈从文著作
1933年3月，沈从文著《慷慨的王子》就出现在赵家璧主编的《一角丛书》中，列为第63种。1934年9月他写的《记丁玲》列入《良友文学丛书》第10种出版，1936年5月1日，布面精装厚达800页的《从文小说习作选》由父亲编入《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同年11月，他的短篇小说集《新与旧》列为《良友文学丛书》第32种推出。与此同时，沈从文应父亲之邀担任父亲所编《二十人所选短篇小说集》的推选人，他推荐当时的文学青年――胡昭衡写的《夜行》、刘祖春作的《荤烟划子》和田涛发表在《文学》上的《荒》三篇文章。1939年9月，图书审查委员会删节下来的《记丁玲》后半部，被父亲以《记丁玲（续集）》的书名偷偷推出，1940年父亲又将沈从文的《慷慨的王子》收入《浮世画及其他》中出版。1943年，当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时期，父亲将《从文小说习作选》中的《从文自传》取出，单独成书，在桂林用土纸出了一版。十年中沈从文的名字在父亲编辑的图书中就出现了八次。
1935年下半年父亲计划出版《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先约了张天翼的《畸人集》和巴金的《爱情三部曲》，父亲很喜欢沈从文写的文章，又去约沈从文，沈从文很谦虚，取的书名是《从文小说习作选》。父亲对它的评价却很高，他的推荐语是：“沈从文先生十年来所写的小说，单以数量计，可以说超过任何新文学家的成就。这一次应良友之请，把他自己所认为最满意的作品，集成一巨册，包含十几个短篇、一部长篇、一部自传，共计四十万字。喜读从文小说的读者，都不应该错过这部书。”
1936年问世的《新与旧》收入了《萧萧》、《菜园》、《新与旧》等十个短篇小说，《菜园》中沈从文描写民国十八年，两个xx党员被杀造成的家庭悲剧；在《新与旧》中他写了“军部玩新花样，处决两个共产党，不用枪决，来一个非常手段，要守城门的老刽子手把两个人斩首示众。”从中可看出作者对统治者残酷杀害共产党员怀着多么大的义愤。当我专心阅读时，感觉到这应该是党员作家的作品或出自某个左翼作家的手笔，但翻到封面，那里清清楚楚写着沈从文的大名，我真有些怀疑那些批判沈从文的大家是否看过这本书。
解放后父亲与沈从文的交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在首都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父亲还有幸作为代表参加，著作等身的沈从文先生却被逐出了这个群体。会议期间父亲与靳以、巴金、辛笛等人几次去看他，他脸上仍露出微笑，向大家打听朋友们的近况，但他的心在哭泣，为什么？为什么我手中的笔，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朋友们谁也回答不了他的问题，谁也逃脱不了与他相似的命运，随着形势的发展，大家先后都搁下了手中的笔，也像他一样“只想做一个新中国的新公民”了。
父亲总是关心着老朋友的处境，有机会到北京就去看他，我看到在别人写的文章中提到他家的小屋时，父亲在旁写道“我去时就是这样”；在别人写到他住在五楼这段文字旁，父亲写着“我和包同去过。”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之前）老同学周有光和张允和来上海，就住在山阴路他两个姐姐家，父亲曾去和他们两人促膝夜谈，打听从文兄的情况。“四人帮”下台后，他们两人开始通信。父亲极关注文坛上有关沈从文的信息，1978年10月4日《文汇报·笔会》刊登荒芜诗《赠沈从文同志》，他看后受到极大的震动，特别是注文中揭露的事，让他惊叹“真是匪夷所思”。父亲把在文坛听到的为沈从文“抱不平”的言论写信告诉老友，把朋友们打听关心沈从文的心情也转达给老友。我觉得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在1979年10月9日写给沈从文的信中：“希望你不要仅以做一个新社会的新公民为满足，你也是一个国际闻名的伟大作家，你快快把选集搞出来 ，再写几个新的短篇来迎接这个新时期的到来吧！”“我自己藏有良友版的《从文小说习作选》和初版删节本的《记丁玲》，你如需要我可以借你用。上海图书馆藏有良友版《记丁玲》前后两册的平装本，必要时我也可以替你设法。你年事已高，这本选集应当放在考古著作之前搞！”但是沈从文在“伟大作家”后面打了一个问号，还在父亲的写的“形势越来越好”后面打了一个问号，沈从文在回信中说：“至于写作，已无任何发言权，至多只感觉到一点遗憾，所有习作似乎烧得太早了一点，因为今年内四月去申、杭、苏、宁转了约两个月，眼见《啼笑姻缘》和《三侠五义》等电影，大都场场满座（闻小县城且更多低级戏上座）。且灵隐等庙宇中，逐渐恢复了烧香拜佛旧观。外销瓷则以‘福禄寿三星’、‘关云长（还有个周仓拿大刀一旁伺候）’、‘大肚罗汉’、‘观世音菩萨’、‘财神爷’最能引起华侨兴起。文学出版社让我自己再选编两册短篇小说和散文，手边几本旧书已散失罄尽，国内图书馆所存也不多，却还得从香港方面想办法。因此，始终无从着手。住所，若能如一些旧同事老同志的茅房宽绰，大致可望把工作所需要材料（一点灾余材料）摊开凑和（合）中进行些工作，事实上这点希望也拖了十年，可不容易实现。……笑自己对写作还像是对得起这枝笔，此外事即十分低能无用。”
1979年10月底，父亲去北京参加第四届文代会，他又去沈从文家拜访，但见仅有的一间小屋无处不是书，连睡觉的床上也堆着书，夫人住在被称为“飞地”的远处另一间小屋中，因为路远，他每天有两餐饭都是带回来一个人吃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沈先生曾接连给父亲写了长长的两封信，回答父亲询问的有关徐志摩和陆小曼的问题，因为当时父亲正准备写一篇有关徐志摩的文章。接到信后父亲非常兴奋，接连读了三、四遍，十月间去看望陈从周时，就将那封信让他看了，陈看信这么长，说：“信长，来不及立刻阅毕，留一两天，挂号寄回吧。”父亲心想，陈从周是志摩的表妹夫，对诗人感情极深，1949年在上海自费编印《徐志摩年谱》，与沈先生也早有交往，何况，沈从文在9月14日来信中认为“志摩先生的诗选，据我个人意见……这工作由陈从周先生来做，有意义得多。”所以父亲同意陈从周把信留下。五、六天后他就把原信寄回了。孰料，1980年2月，王辛笛告诉父亲：“香港报刊上发表了沈从文给你的信。是陈从周写的。”父亲听后大吃一惊，即写信问陈从周，并说“从文给我的信今后请勿再发表。未得作者同意，他老人家会有意见的。”但为时已晚了，3月21日，父亲收到沈从文一封短信说：“为免得身后小是小非传播，深盼将前信中涉及志摩先生事部份，托由蛰存兄代为收回处理，免得加重老伴为难”。父亲十分内疚，把信寄给从周看，并要求他把信的抄件立即挂号寄来，以便一起寄回。但从周可能是出国了，了无音讯。父亲只得在4月12日，先写信检讨，他写道：“为了尊重我兄意见，今天把一九七九年九月卄一日给我的大函，全部十三页挂号奉还。我向你保证，我没有抄录或复印，写志摩文章时决不引用一个字。我你近五十年交往，我的处世为人，你大概可以信得过我的吧！……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我不应把信留在他那里。但他也是你的朋友，又是志摩的亲属。我当时没有料到他会拿去在港报发表的。为了取信与你，现在把他给我的信附剪报四纸一起附寄给你。从发表的两段来看，尚无大碍，除了我将继续催促他以外，可否由你写封信给他，免得夜长梦多？我对此事总感内疚只得向你请罪！这些经过，我昨天也面告蛰存了。”在信中他又写道“我最近写了篇关于丁玲同志的编辑忆旧，未提大作《记丁玲》，她似乎对此书有意见。”这个插曲，可能是父亲文章中始终没有提及过《记丁玲》一书的原因吧！
80 年代，我回家时，父亲曾拿出沈从文著，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让我欣赏，那么漂亮的装帧，当时真是第一次看到，印象深极了。记得父亲还说：“是个人才呀！放下笔太可惜了。还好他拿得起笔，也拿得起放大镜！”我当时不住在山阴路，沈伯伯生前他们两人其他联系就不知道了。1996年夫人张兆和还寄赠父亲一本《从文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