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疫医院,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每逢疫情到来而临时开设的救治医院。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爆发疫情。1931年,中国各地水患多达657起,水灾造成的污染客观上成为霍乱疫情大暴发的温床。虹口时疫医院该年救治人数为7888人。1932年,一场全国性霍乱从港口城市沿水陆交通向全国扩散,湖北、湖南、山西、山东等19省至少280个县有病例,当时没有统计确切的受灾死亡人数,据今人分析,该年死于霍乱的人数有40万至50万人。这一年,上海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不仅给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还引起了一场生态灾难。
“一·二八”淞沪抗战仅停战一月有余,4月26日,饱受战乱的上海就出现了第一例霍乱病例。“为数年以来所未有的现象,可见本年疫病流行之猛烈。”时疫医院较往年提前开门诊治患者。彼时,社会慈善人士在上海开设的时疫医院不下20所,分布范围也相当广泛,各时疫医院爆满,医务繁忙。
▲虹口时疫医院院舍,摄于1936年(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据虹口时疫医院6月份总报表统计,门诊2474人、重症120人、住院201人、真性霍乱28人、病愈出院119人、打防疫针1353人。可见1932年疫情之猛烈、人数之激增。至1933年,该院救治人数更是达到了惊人的9588人,笔者认为,当为1932年大瘟疫之余波所致。
1937年上海爆发淞沪会战。大量难民涌入上海,致使防疫工作异常严峻。上海时疫医院的医疗压力迅速增大,加之社会局势日益恶化,许多地方精英由于战乱逃离上海,依靠原有渠道进行筹款愈发困难。在病人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虹口时疫医院的财务状况逐渐入不敷出。
更为严重的是,该医院原址沦为战区,只得中途停止,到了初夏,拟迁址赓续举办。但因为租界地狭人稠,战后人口激增,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场地。
院董张绪先奔走接洽,不辞艰苦,终获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的赞助,上海工部局将公共租界余姚路(旧称星加坡路)胶州路口,即梅园庇寒所原址,免费拨借该院,起建临时院舍。
“大兵之后,必有大疫。”1937年,该院从7月5日正式开诊,至10月15日停诊,共计102天,救治病人15119人。由于租界工厂林立,四周居民以劳动者为多数,所有挂号、医、药、病房等费,依照旧例,不取分文。其中住院638人,平均每一病人住院五天。该院从5月1日起对外筹款,10月底结束,筹得善款两万八千余元。
1912年至1949年的中国,战火频频,内外交困。中国百姓还要面对另一个敌人——时疫。一些民间社团和慈善人士倾注心力,积极参与疫病防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上海公共卫生建设。包括虹口时疫医院在内,这些时疫医院既是防疫工作的重要环节,又是政府和民间力量齐心协力、维护公共利益的联系纽带,值得世人铭记。
▲虹口时疫医院临时病房,摄于1939年(上海市档案馆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