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０年８月，英国哲学家罗素受北京大学的邀请，前往中国讲学。当时的中国，尚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中。国家积贫积弱，西方各种思潮渗透进来，使中国知识阶层普遍感到焦虑，希望借助西方的文化和技术来改造社会的呼声很高。而罗素的到来，虽然很受人们期待，但通过一系列演讲和访谈，也引起不少争议。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２日，罗素在北外滩登陆后，和爱因斯坦夫妇、萧伯纳、卓别林一样，下榻于位于虹口的礼查饭店（今中国证卷博物馆）；１３日在南京路大东旅馆七团体的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讲；１４日在中国公学以《社会改造原理》为题发表演讲；１５日接受《申报》专访；１６日应邀以《教育之效用》为题演讲。之后罗素去杭州三日，２０日返回上海，晚上受江苏省教育会宴请，于席间再次发表演讲，当晚坐火车去南京，后至长沙、北京等地。虽然他在上海总共待了不到六天时间，但他的中国之行，却长达一年之久。那么，罗素的一系列演讲主要讲了什么呢？罗素认为，中国文化必然要和西方发生碰撞，但要保持足够的清醒，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不能丢弃最宝贵的传统价值。他一度呼吁中国人要“保存国粹”，不要步欧洲的后尘，以至有中国学者，把他称作那个时代的“新孔子”。不难想象，在当时思潮激荡、很多人抱着用夷变夏、欲全盘否定本民族文化的社会背景和变革呼声下，罗素的论调，纵能逻辑自洽，却和这些声音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当然笃信罗素学说的也大有人在，比如梁启超、徐志摩等，但他引爆的各种异议和争论也甚嚣尘上，周作人就写了一篇《罗素与国粹》的文章表示质疑。罗素在华讲学后期，主客方都有些尴尬，面对一些非议，罗素不得不多次在文章中申辩自己的立场。今虹口北外滩一带，早在１９世纪中叶，即为重要的货运、客运集散地。２０世纪初，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等青年俊杰从这里登船赴法留学；而很多国际名人，如英国爱丁堡公爵、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泰戈尔、卓别林、爱因斯坦夫妇等，也不远万里，纷纷跨越大洋，从北外滩登陆来到中国。古人云，寻山如访友，远游如致身，只要稍作回眸，便不难发现一百年前，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探路者罗素的脚下，似乎留下了更为鲜明、更值得回味的印记，甚至可以说，他的不少观点，时至今日，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