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老人写自传：一名螺丝钉党员一生的回忆 | 百姓故事汇

“我今年已经８７周岁了，也已经办妥了遗体捐献手续。我活着一生，做到了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我一生换了２０多个单位和岗位，党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是唯物主义者，我死了也要将我的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疗事业……”

这段话，出自老党员徐建明的自传。不久前，广中路街道友谊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沈萍给记者发来了这篇近５０００字的文章，“这是一位居民去年写的自传，我们读后都很感动，受鼓舞……”由此，记者走进了徐建明老先生的家，听他讲“一名螺丝钉党员一生的回忆”。

生于１９３６年的徐建明今年已经８８岁了，目前和孙子同住在友谊二村。除了腿脚稍慢些，老先生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讲到动容处，声音颤抖、热泪盈眶。

△徐建明

２０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徐建明受到了虹口区委组织部的表彰。这一纸表彰被他精心装裱，放在家里醒目位置。表彰上的字不多，分量却很重：您用美好的青春年华，用毕生的心血汗水，为党尽责、为国贡献、为民分忧。

“这是对我一辈子的评价和鉴定，是最高奖赏和荣誉。我这一辈子，值得这个评价吗？我这一辈子，做到了这句话吗？”正是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徐建明决定书写自己的故事。

生于战乱年代的徐建明，有一个困苦、悲惨的童年。大他８岁的姐姐早早当了人家的童养媳，母亲的嫁妆被拿去换米，小妹妹梅宝１岁时因无钱治病而夭折。作为独子的他１４岁时辍学去了江阴东门外的永盛粮行当学徒，除了在店内劳动，还要为老板全家七口人做家务。有一次，他在挑比自己还重的水桶时脚下一滑，摔倒后膝关节处被破缸片刺破，血流如注。粮行老板对此置之不理。因家贫，他伤口未痊愈就出了院，带伤干活补贴家用。

１９５１年的正月，未满１５岁的徐建明来到上海，在北站附近的华兴路永康印刷厂当学徒，并参加了工会。上海的生活在他看来是进步的、充满希望的：“印刷厂老板不像老家米店的老板，不会打骂工人。我白天工作，晚上读书，真是满心欢喜又满腔热情。”业余时间，徐建明去组联会担任了工会宣传委员，经常写标语、贴标语，“感觉在共产党领导下，资本家不敢再欺负工人了，工人阶级当了主人，穷人翻身了。我说不出的高兴。”

１９５２年４月，徐建明加入了共青团。１９５４年９月，年满１８岁的他正式入党，“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

徐建明从印刷厂学徒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后被调到机关、企业、工厂，总共５１年的工作生涯里变动了二十多个单位和岗位，“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生产第一线到机关、企业，始终是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作为一枚螺丝钉，将我放到任何地方，只要能发挥作用，我都乐意！”

５１年里，徐建明难忘的回忆太多了，长兴岛是他第一个向记者谈起的。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人民口粮严重短缺。１９６０年，徐建明响应单位号召，报名到长兴岛农业第一线，向海滩要田、向海滩要粮。“组织上问我有困难吗？我回答‘没有！’其实有困难。我５月１６日奔赴长兴岛，妻子７月３０日生孩子。她是国毛五厂三班制职工，家里没人帮忙。”夫妻俩只能把襁褓中的孩子送到江阴老家，由爷爷奶奶照料。徐建明一个月休息四天，可以回家看看孩子。

△农场劳动照片

在长兴岛劳动期间，最艰苦的工作是“刹关灌”，就是在冬季潮水最小的时候，将海滩小支流用泥块堆起来筑堤，刹断海水向小支流流入，使其变成良田。冬天气温在零下，大家穿着棉毛裤破冰下水，即便冻得嘴唇发紫，也要坚持干一个小时才能上岸轮换，“我是队长，必须带头，还要鼓励队员们提高积极性。全队１６人，没有一个掉队的，至少能坚持一小时，所以集体被评为先进，我个人也被评为先进。”意外的是，徐建明奖状上的名字被错写为“徐建民”，队员们都叫他去找组织纠正，但他至今也没有去。

后来，他被调到上海扑克牌厂，和同事奔波河南、河北、山东三省讨债权，解决了厂里资金难题；在长征制刷厂，他化解了“一厂两制”的历史遗留问题，提升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待了二十多个岗位，每一个我都能写下两三页纸的回忆。”徐建明如此总结自己：“我大事不一定能办，但具体的小事样样肯干，我不计辛苦。”

△被调到长征制刷厂时的合影

２００１年，徐建明正式退休，把晚年的时间留给自己。每到周末，他喜欢拿着公交卡，乘着公交车在全上海兜风，“到处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是高楼大厦，哪里还看得到过去农民住的烂泥糊的茅草房？我心里非常高兴。”孙子曾开车带他回到长兴岛，“当年离开时我种了一棵树，想着几十年后还能来看看，但这棵树已经找不到了。当年住过的老房子没有了，长兴岛已经成了一个小城市。”

在徐建明老先生的自传和饱含热情的叙述里，记者看到了一名老党员坚守７０多年的初心与信仰。“我的自传，和我相同年龄的人，一定会有很多共鸣和感触。年轻人的体会不那么深，但我希望，我的故事也能给他们一些正能量。”徐建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