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首次颁给中国考古人

终身成就奖，作为世界考古论坛颁发的最高荣誉，专门表彰在全球范围内享誉盛名、学术造诣深厚、对考古学领域影响⼴泛⽽深远的学者。之前几届分别授予了科林·伦福儒勋爵、布莱恩·费根教授、白简恩院士等。这是论坛首次授予中国考古学家该奖项。颁奖词说，“这不仅是对严文明先生在推进考古学科发展上的杰出贡献的认可，更是对他不懈地向公众宣传考古学对于当代社会及⼈类共同未来重要性的肯定。”

“感谢给我崇高的荣誉，我不过勤于耕作，不问收获罢了。”９２岁的严文明先生亲笔写下了感言。

他的著作《仰韶⽂化研究》获全国⾼等学校⾸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多部著作获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全国⽂化遗产⼗佳图书、国家图书馆⽂津图书奖等。

从１９２１年河南仰韶村的考古算起，中国考古已经走过百年。这百年间考古学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１９２３年安特生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这是中国第一个考古遗址仰韶的考古报告，它就是对中华早期文明的探索，就探讨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把中国考古放到了世界文明的背景上去考虑，起点相当高。”严文明先生说。

正是在这样的高起点上，我们有了夏县西阴村的考古，有了殷墟的考古，有了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黑陶的发现。“梁思永先生在安阳的后岗发现了著名的三叠层，最底下是仰韶的红陶彩陶，中间是龙山的黑陶，最上面是晚商殷墟的灰陶，清晰的层位基本讲清楚了几个文化的先后关系，也打破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主要还是在１９５０年以后展开的。１９５８年严文明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讲的就是新石器时代考古。１９６０年，第一次带领学生去洛阳王湾考古实习，严文明就指导学生以地层清楚、分期细致的王湾遗址作为标尺，来衡量附近的仰韶遗址的分期。１９６４年《中国新石器时代》出了一个红皮铅印本，严文明将它送给北京大学当时的历史系主任翦伯赞，“翦伯赞先生说，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就希望看到这样的书，把考古报告的内容系统化了，他还建议我好好研究一下讨论热烈的仰韶文化。”

“那时已经有了半坡和庙底沟的重要发现，但相关基础性研究不够，比如当时关于仰韶文化的争论很多，仰韶文化有哪些类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哪个早哪个晚，还是基本同时？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促使我开始研究仰韶文化。”

严文明重新梳理了仰韶村、西阴村、庙底沟、半坡、三里桥等仰韶文化遗址的材料。首先分析典型遗址的地层关系和分期，进而研究各个地区的分期，最后将各地相应的文化分期进行对比和概括，通过类型学和地层学，将仰韶文化的发展整体划分为四期两大阶段，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苏秉琦先生读了《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这篇文章，认为严文明“找到了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把钥匙”。１９８９年严文明积３０年之功著成的《仰韶文化研究》出版，其学术意义不限于仰韶文化本身，对整个中国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严文明在分析研究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谱系归纳为早期、中期、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四个发展阶段，上溯旧石器时代传统、下承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格局相融，对奠定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体系做出了贡献，影响至今。

李伯谦和陈星灿主编了一本《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读》，除了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邹衡、张光直等考古学大家的文章，严文明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也列在其中。

这是严文明于１９８６年６月为“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从想到这个结构到最后宣讲出来，不出一个月。”在这篇论文中，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其周围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是第一层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是第二层花瓣。中原文化区处于花心，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也向周边文化区进行文化辐射，而外围的文化区则保持着自己的活力……

在严文明看来，中国北方地区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体系和长江流域以稻作农业为主的两大农业体系的形成，使中国文明拥有了一个宽广的基础，两大体系互为补充，使文明延续不断。

这个“重瓣花朵”理论既有学术质地，又充满了诗意。那次国际会议，大家都很佩服，中国的学者用一朵花的结构来解释中华文明的超稳定结构。

１９８７年３月这篇文章被《文物》杂志重磅推出。严文明的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众多学生眼中，严文明先生是非常会当老师的考古学家。他先后主持了２０余次重要田野考古发掘或调查项目，足迹走遍大江南北，正是立足田野的厚积薄发使他具有了学术上的前瞻性。

“当老师的好处，是它逼着你不能只研究一个地方，要懂全国的，甚至还要懂一点世界的，要懂考古学的方法理论，还要能指导学生进行田野考古，要告诉学生怎么学习和怎么研究。教学相长，我是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样的方法能让你最正确地寻找和发掘实物，就是好的方法。什么样的理论能够使这些资料很好解释人类的历史，就是好的理论。”严文明经常这样对学生讲。

“考古是科学，科学意味着是你的观点必须是可以实证的。严先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很多遗址是在他的科学推断下一步步推进的。”中国人民大学考古系的韩建业教授说。比如良渚，１９８６年发现了反山、瑶山等高等级的墓葬，严先生推断墓葬的主人一定不是一般的人，第１２号大墓出土６００多件玉器，也许是良渚王，那肯定得有一个像样的居住区，肯定有宫殿等高等级的建筑存在，或者还有宫城。

“后来又发现了大型的水利建筑遗迹。我特别去看了，像个大堤，南方经常修堤，一担土一担土地挑，很辛苦。大坝的剖面清清楚楚，里面就有陶片，显然是良渚时期的。这工程太大了，得有上万的人同时工作，谁能把这么多的人调过来？他们还要吃住，得有强大的后勤保障吧？而且得有科学的设计者。只有强大的政权才有这样的组织能力，推断有一个良渚国并不过分吧？就这样一步步科学发掘，良渚考古发现的遗址越来越多，我们对它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考古遗址成为世界遗产是肯定的。”

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考古既需要对人类艺术进行美学鉴赏，也需要对文明遗存进行科学理解。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探险之旅，严文明先生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