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篮桥监狱里的印度看守
据《上海监狱志》记载,1903年华德路监狱(提篮桥监狱)启用,监狱管理人员为西方人,看守为印度人,后来逐渐增加华人看守。
1930年华德路监狱的职员、看守人员中,印度人占65.5%,到1940年印度人占26.8%,共有165名印度看守人员。这些监狱看守也是由租界警务处招募来的印度锡克人,为了方便他们的宗教活动,在监狱北边的舟山路218号建立一个小的锡克教谒师所。
舟山路是虹口区的一条老式居民集聚街区,近年来由于二战时期庇护犹太难民的历史而被人熟知。从舟山路起点的霍山路从南向北走去,除了那排曾经居住过犹太难民的外廊式的房子外,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式民居,过了昆明路就可以看到一幢有些西式装饰的三层楼房,楼房底层右边第一家的门牌号正是“舟山路218号”。根据老上海地图指示的位置,218号里面的小房子应该就是锡克教堂。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全面占领租界。1942年1月,日军接管华德路监狱,派菅井喜三郎等11名日籍人员接管华德路监狱,日文称华德路刑务所,菅井任刑务所长,把原英国籍监狱上层管理人员40多人关入集中营,而看守、监丁等下层人员原班留用。到1943年8月,华德路刑务所被汪伪政府接管。日伪监狱当局对外籍看守采取“只出不进”的措施,允许辞职和调走,不准调入,因此印度看守人数逐渐减少。1947年的《上海百业指南》老地图上,华德路监狱还有“印籍职员宿舍”,面积比“华籍看守宿舍”和“外籍职员宿舍”大,说明当时还有很多印籍看守在监狱服务。
日军占领租界时期,大量的印籍巡捕、看守、司阍被解雇失业,在沪印度侨民生活陷入困境。有些人离沪回国,有些人转业牧场,经营乳品。从地图看,舟山路印度教堂外的当街门面就是一个乳品店,一个孟买食品店,显然都是印度人开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牧场经营不景气,印度侨民纷纷离沪回国。1949年5月上海解放,解放军接管了上海的警察局和监狱,此时已经没有印籍巡捕和看守了,上海印度侨民仅有200余人,戈登路、马霍路、舟山路的锡克教谒师所先后关闭。195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资助印度侨民离沪去香港谋生,留存上海不足20人。1962年10月,市政府再次资助留沪印侨去港。宝兴路锡克教谒师所因无教徒礼拜而停止宗教活动,现在底层是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面为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