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位于上海虹口区多伦路上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纪念馆，在完成了修缮改建和展陈改版工程后重新对公众开放。其中特别提到“左联”诞生的摇篮——公啡咖啡馆，将通过一个做工精致的建筑模型加以呈现。
公啡咖啡馆是旧上海一家颇为出名的咖啡馆，地处北四川路和多伦路的交界处，是一幢三层砖木结构的街角楼房。据说由一个犹太人开设经营，楼下卖糖果点心，二楼喝咖啡。1995年角楼因四川北路拓宽而拆除，现多伦路8号源宝楼喝咖啡的地方，就是公啡咖啡馆的旧址。
我曾在某年一个雨后的下午走过多伦路，去虹口公园拍摄沪上的秋色，沿路的景观营造已然给我留下印象，想着出来时再到这里走走，领略一下旧上海的风貌遗存。然而从虹口公园出来时天色已暗，细密的秋雨又下了起来，便只好作罢。看到网上的消息，又勾起了我对多伦路及公啡咖啡馆的兴趣，计划待疫情缓解，南下上海了却夙愿，无奈诸事阻隔，行程便一再被搁置了。
在上海，一座咖啡馆本不算什么，公啡咖啡馆不是上海开得最早的，也未必是最好的，但却因为它与左联的不解之缘而被赋予了特殊色彩，成为后人口中“那个年代最有名的咖啡馆”。今年是左联成立九十周年，所以有关这个咖啡馆的回忆，注定会被很多人想起。
夏衍先生曾回忆：“我记得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是1929年10月中旬，地点在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的公啡咖啡馆二楼，参加者有潘汉年、冯雪峰、阳翰笙、钱杏邨和我等10个人。”又说：“筹备会一般是每周开一次，有时隔两三天也开过，地点几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馆二楼一间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间。”至于咖啡馆的具体环境，田汉早年以“公啡”为原型创作的话剧《咖啡店一夜》，也提供了一些想象：“正面有置饮器的橱，中嵌大镜，稍前有柜台，上置咖啡、牛乳等暖罐及杯盘等……适当地方陈列菊花，瓦斯灯下黄白争艳，两壁上挂油画……”这被视为对当时公啡咖啡馆场景的还原，使得《咖啡店一夜》不仅是中国最早抒发咖啡情结的沉浸式戏剧，也无意间具有了现代文学的史料价值。
据说，咖啡是上海开埠不久由一位英国药剂师（J.lewe lyn）传入的，他在花园弄（今南京西路）1号开有老德记药店。这种棕色的奇妙液体一开始被称为“咳嗽药水”，后随着西点的兴起，才逐步被上海人接受。去咖啡馆喝咖啡的休闲方式，最早流行于法租界，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便形成了以北四川路、霞飞路和南京路为“金三角”的咖啡店圈，所谓的“上海腔调”和其特有的都市品质便是在这一氛围的浸润下慢慢洇晕而成。
咖啡与文学似乎有着天然的默契。在欧洲一些老街区的咖啡馆，曾因为一些文化名人的光顾，而被当地人引以为豪，如卡夫卡、茨威格常去的“绅士咖啡馆”，萨特、波伏娃常去的巴黎左岸“伏罗尔咖啡馆”等；而上海当年除了公啡咖啡馆外，也还有文化人开的如张资平的“文艺咖啡座”、创造社的“上海咖啡店”以及周全平的“西门咖啡店”等。上海本就是一个追求时髦的小资城市，得风气之先是这个城市的风格，并孕育出以阴柔嫣净的“轻文学”为基色的海派文学，比如“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比如张爱玲、徐吁、穆时英……他们以对都市男女的精神解读为追求，在灿烂和糜烂交织的土壤上浇灌出诡谲明丽的上海“恶之花”，这种沉醉式的文品与沪上静默风尘的情调很搭，也是沿海消费文化催生的必然产物，为当时颇为严肃的文坛带来了一席清朗。然而，当“小资”泛滥为一种常态，“革命”就成为新时髦，在风气的驱使下依旧被追求起来。1930年前后的上海，社会主义观念的出现，为改变萎靡、颓废的现状提供了希望和可能，坊间都把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当作时髦的话题来讨论。在咖啡馆从事左翼作家的文学革命，既践行了革命的使命，又不失浪漫的城市底色，这是只有在上海才会有的现象。它把原本不搭界的咖啡的优雅情调与革命的凛然姿态匪夷所思而又浑然天成地结合在了一起。而之所以选择公啡咖啡馆作为场所，是因为它处于公共租界边缘，又由外国人经营，巡捕房不易控制，它为左翼作家的交流提供了更为宽松、安全的环境，成为他们释放文化情怀的理想栖息地。想来“公啡”的咖啡味道也许平常，并不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倒是通过“公啡”去品味左联，可以尝出别一番滋味来。
贰
鲁迅在《三闲集》中的《革命咖啡馆》一文写道：“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烁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的文艺界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前面是一大杯热气腾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工农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这是对咖啡馆革命众生相的生动写照。由于当时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尚在论战中，所以语气中带有明显的调侃、奚落之意，其中所讽“龌龊的工农大众”就是创造社成仿吾的语言，他在《创造月刊》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说：“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工农大众！”之后鲁迅又说：“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众所喝的东西，不喜欢，还是绿茶好……这样的乐园，我是不敢上去的。你看着里面不很有些在前线的文豪么，我却是‘落伍者’，决不会坐在一屋子里的。”
然而一年以后，鲁迅不仅登上了公啡咖啡馆的二楼，而且还出席了筹备左联的聚会，与那些本不会坐在一起的人坐在了一起——时为中共宣传部文委书记的潘汉年，召集在上海的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学工作者座谈，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茅盾的围攻，倡导革命作家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有力地进行文艺思想斗争，突破当局的文化“围剿”，并酝酿成立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执拗的鲁迅才与创造社、太阳社冰释前隙，坐在了一起。尽管他依旧是不喝咖啡，只喝绿茶。
经过一番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2日在多伦路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了夏衍、钱杏邨、鲁迅、冯乃超等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鲁迅是左联推出的旗帜性人物，这主要基于他拥趸众多的名望，以扩大左联的影响力，而实际掌控工作的是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左联成员主要由创造社、太阳社、语丝社及文学研究会的人员组成，上海各方原存在分歧的文学力量，在公啡咖啡馆里卸下了各自的防备，畅所欲言，交流主张，分享对社会、文学的反思，在怡然氤氲的咖啡气息中找到了共通的精神依附，形成了文化同盟。
摄影家沙飞拍摄的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一起围坐的场景，非常典型地显示了鲁迅与当时的进步青年之间的友谊。
叁
公啡咖啡馆无疑是左联诞生的摇篮，但我更愿意把它视为左联的精神驿站，特别是对于青年作家来说，六年的左联时期，他们在“公啡”经历了不同含义的精神洗礼和思想蜕变，或觉悟，或坚守，或转折……这在后来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在这个过程中，鲁迅自然又成为触及他们世界观的灵魂人物，使原本不喜欢喝咖啡的他成了“公啡”的常客。1934年至1935年间，由于左联自身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加上时局环境的原因，鲁迅与左联的联系渐渐疏离，一些文艺小报开始挑拨左联与鲁迅的关系。1934年田汉向鲁迅追问胡风的问题，引起了鲁迅的反感，又使隔阂加深。他曾对茅盾抱怨：“左联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可见，鲁迅此时虽身在左联，但已心殊隔膜，了然和散淡了许多。然而鲁迅利用左联平台与青年作家的交往却不曾中断过。因为在阴山路（山阴路）的寓所离公啡咖啡馆不远，他常常借座这里约见友人，以文学青年最多，其中包括周扬、柔石、萧军、萧红等。他一般是先和他们在内山书店见面，然后再带到公啡咖啡馆长谈。1934年，萧军和萧红带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两部书稿，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因生活创作窘困而求助于鲁迅。11月30日午后，他们如约与鲁迅在公啡咖啡馆见面。据萧红表述：“鲁迅先生很熟悉地推门进去，上了二楼。我们也随后跟进去。店里一个外国人很熟识地跟鲁迅打招呼，鲁迅回礼后便在靠近楼梯的一个厢位中坐了下来，我们也坐进去。这处厢位很僻静，进门的地方有个小套间部分地掩住了它。座位的靠背很高，邻座的厢位互相看不见，坐在厢位里就如进了一个小房间。”显然鲁迅对“公啡”的环境谙熟，且有自己习惯的固定座位，这里俨然成了他的“第二客厅”。
萧红和萧军当时并不是左联的成员，他们也曾想过要加入，但却感到了来自上海文坛的某些偏见，视他们为“不顺眼”的“外来者”“东北佬”，宗派风气可见一斑。而此时鲁迅的态度对他们来说就如同空气和太阳，许广平在《忆萧红》一文中曾记录了他们的那次会面：“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着，战，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收可爱的阳光进来。”可见，鲁迅对萧军、萧红不仅是生活上的帮助，更有精神上的教诲和引领，他后来为萧红《生死场》的出版作序，就是一个例证。
肆
1930年2月16日的《鲁迅日记》记载：“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头饮咖啡。”那是到公啡咖啡馆参加左联的最后一次筹备会；6月5日又载：“同柔石往公啡喝咖啡。”这是与柔石的单独会面。柔石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因在北大旁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亦可称为鲁迅的学生。鲁迅对柔石的作品和人品很是欣赏，曾助他创办了旨在介绍东、北欧文学，输入外国版画，提倡质朴文艺的《朝华社》，关系可谓亲密无间，仅《鲁迅日记》载及的往来就有数十次。我们认识柔石通常是因为电影《早春二月》，那是由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改编而成的。作品表现了被五四精神唤醒的一代知识青年在现实社会里的苦闷和迷惘。它试图以人性展示创作理念，记录了所谓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在现实中如镜花水月般的破碎过程，思想主题通过江南情调和人物情怀融合得具有诗性，从而摆脱了左翼文学概念先行的一些通病，成为左联具有影响的重要作品。柔石遇害后不久，鲁迅便写下了那篇著名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
今天的多伦路上，一个个岁月的印迹恰如一些个故事，能把人引向封尘许久的历史深处。在与秦关路交叉的东北角，有一尊丁玲的塑像，这是少女的丁玲，一双未脱稚嫩的明眸包蕴着对未来的洞察和憧憬。她坐在一只旅行箱上小憩，这种造型突出了人在旅途时的驿站意识——目标尚未达到，一个理想的歇脚之地既可给精神充电，也可以设想具有任何可能的将来，这正是处在人生路口上的丁玲的状态。据杨纤如回忆：“30年代阳翰笙同志经常带领我们参加作家的活动，北四川路底的公啡咖啡店去过多次……记得冯乃超说话的时候，手里玩弄着橡皮筋，他把近视眼镜伸到一位女作家面前问：蒋女士有啥子意见呀？这位蒋女士就是丁玲。”
当时丁玲正受命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她常常在公啡咖啡馆内审阅稿件，在她周围聚集着一批有才华的文学青年，如艾芜、沙汀、沈从文等。左联时期的丁玲，其文学观呈现出矛盾的二元倾向，“为革命”和“为自我”两种不同的语系就像“革命”和“咖啡”一样被她主观地焊接在一起，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又往往是形象的意义大于观念铺陈，不自主地泄露了一位青春女性本能而真实的情感倾向。“五四”退潮后，中国作家陷入了孤独和彷徨，丁玲早期的作品也烘托出一个个孤寂伤感的心灵世界。在左联环境的历练中，尤其是她的爱人，同为“左联五烈士”的胡也频遇难之后，她终于做出了自己的抉择，这个抉择被瞿秋白称为是“飞蛾扑火”，而在她眼里，这火就是拯救她灵魂的路标和灯塔。在矢志“向左转”的同时，她并没有忘记将自由精神和五四传统嵌入自己的文学观中，这既说明了其思想转变的复杂性、渐进性，同时也昭示了五四精神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不管怎样，这位曾写过《莎菲女士日记》的少女，此刻已经走在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路途中，且毅然决然。据说左联纪念馆的茶座里，有一款当年丁玲在公啡常喝的咖啡，它几乎成了一个品牌，诠释着当年丁玲在“公啡”的温度。
左联虽发轫于上海，但并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而是一种更加积极开阔、立足大众的文学主张，表现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1936年初，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宣布解散，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公啡咖啡馆也在沉浮变迁了半个多世纪后，湮灭在一片被翻新了的市井繁华中，只留下一块牌匾，提示着曾经的“文学革命”的摩登时代。从一些老照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公啡咖啡馆的原貌，它被时光雕刻的有些疲倦和沧桑，黑白照片好像有一种固有的深刻，仿佛还有密纹唱片刺刺啦啦的声音和咖啡的香气伴随而来，那感觉真是有些奇特和复杂，就像我们看左联，不论侧目还是回眸，都是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