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高亦祺，来自虹口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4月12日，他和6名虹检同事以及虹口法院干警一起组成虹口区检法联合抗疫队伍，来到北外滩街道参加一线抗疫工作。与穿上大白走进居民区的志愿者们不同，他在街道电话组负责联系转运阳性患者，在一通通电话中，连接起无数个当下正在发生着的上海故事，一起来听他讲述吧…………
电话接线是一个“小岗位”其中却包含着“大责任”
在上岗之初，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打电话给阳性病人，告知他们核酸检测结果，并问明他们是否愿意转运到方舱医院。对于不愿意转运的病人，还需要问明他们具体的困难是什么以便我们联合街道给出最佳的解决方案。接到这个任务后，我内心既兴奋又忧虑。兴奋的是，我手中电话线牵动的是我和所有迫切需要帮助的市民，我能为他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忧虑在于，封控期间引起社会争议最多的就是居民和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
我能把握好说话和答复的度吗？说实话，心里没底。为居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实事是我们来到北外滩做志愿者的初衷。但稍有不慎，或许会给全上海抗疫的整体工作带来麻烦。电话接线是一个“小岗位”，其中却包含着“大责任”。
我们一行人来到北外滩街道办事处的那几天，正是上海抗疫形势最吃劲的时候。由于先前阳性病人及时有效转运存在很多困难和障碍，上岗第一天，我们的抗疫战斗就进入全速冲刺状态，电话组所有同志当天下午就开始行动打给现有阳性病人联系方舱转运的事宜。这也是我第一次深入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守望与期待。
一张张薄薄的转运名单承载了无数生命的厚重
在北外滩街道，高亦祺与街道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时常一起奋战到凌晨。
“您好，是刘先生吗？我们是街道工作人员，您的核酸检测是阳性，接下来要转运您到方舱就诊。”电话那头传来一位老先生一声长长的叹息，“是要把我转运到方舱医院吗？今晚走吗？”说完又是一声有气无力的叹息，“刘先生，您有什么困难吗？您身体有什么基础疾病，或者有什么需要照顾的家人，尽可以和我们说。”“我今年66岁了，就有糖尿病，别的没什么，生活可以自理，我跟你们去方舱吧，没问题的。”“糖尿病？您需要注射胰岛素吗？”这个疾病引起了我的警觉，于是连忙追问。“需要的。”“那您的身体条件可能暂时不适合去方舱医院。您携带的胰岛素需要冷藏，目前的方舱医院没有地方给您放置。”“那我就在家隔离可以吧？我感觉自己身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您的情况我会帮您记录下来，后续的结果我们还会再次电话通知您。”当天电话通知工作持续到凌晨三点，但为了加快转运速度，没有人敢停。每次接通电话我都会觉得心里不忍，那么晚，还是去告诉对方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没办法，哪里都等不起。
第二天一早还要继续到街道集合，回到驻地后我便沉沉睡下，梦中被电话叫醒。“你好，你是刚才给我打电话的小高吗？有一个情况我想再和你说一下。”“好的，请讲。”我起身振作精神，拿起纸笔进行记录。“我思来想去一直睡不着，我最终还是决定去吧。我们家总共三口人，我老婆心脏装了支架身体也不好，我儿子和我们住在一起，全家三口住在二十平米的房子里，我们家这点地方，早晚要传染给他们的。”“可是方舱医院目前没有冰箱存放胰岛素，您去方舱医院的话糖尿病怎么办？”电话那头刘先生没有丝毫迟疑，斩钉截铁回答：“没事的！没事的！你就让我去！胰岛素我带着，坏了就坏了，我自己负责！我不想传染给我老婆孩子！麻烦你明天上班以后务必帮帮忙想想办法让我去方舱医院，真的谢谢你了！”电话中宽慰完刘老伯后，我心中一阵酸楚，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次日一早上班后，经多方沟通，刘老伯最终顺利划拨到了转送医院治疗的人员名单中。
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电话组仍然不敢停歇，争分夺秒联系转运。一天中午吃饭时，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是你昨天打电话的吗？快点，人快喘不上气了！”和对方核对信息后，发现是前一天电话确认转运的阳性患者家属，这4名阳性患者住本区域内员工宿舍。根据对方介绍，四人的症状变严重了，没办法说话，因此只能通过微信打字联系身在外地的亲友，让亲友协助联系。而通话人身处外地，不方便联系本地救护车，也说不清楚患者所处的具体地址。“那你马上把患者姓名报给我，我现在就帮你去查询。”得到姓名后，我放下碗筷立马重新投入工作，从密密麻麻的阳性转运名单中找到了他所说的四个人。随后立刻联系街道工作人员，为抢救生命开出一条绿色通道。
此后，当我再次收到阳性转运人员名单时，也多了几分沉重感。这些名单上一行行姓名、身份证号、电话、住址不是冷冰冰的数据，它们背后是一个个需要帮助的人；一张张薄薄的转运名单也不再轻盈，它们承载了无数生命的厚重。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我的“热线电话”仍在不停响起，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患者需要帮助，但我知道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他们的急迫和忧虑。我能做的就是接起每一通电话，竭尽全力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努力让他们得到适合的诊疗，早日恢复健康。工作中也有少数市民对我们的工作存在各种各样的误解，其中不乏质疑声、谩骂声。我一开始感觉很委屈，离开自己温暖的小家，承担巨大工作强度来净化我们城市的“大家”，却要承受这些。我也想念我的亲人，想念我的爱人，更害怕被病毒感染……但想起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便想使他们在疫情的阴霾中看到光亮。刘老伯想用自己微末的光亮去照亮他的家人，而我们志愿者也在用自己的光亮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随着疫情不断向好，我们又接到了新的任务：与转阴出舱人员电话沟通相关情况。通过转阴人员的话语，我也感受到他们的喜悦心情，“我们今天就可以走了吗？”“你们能不能快点来接我回去呀？”“我老伴儿还差一次核酸阴性也能出舱了，我能不能申请和他一起出去？”现在，喜悦和释然的出舱电话越来越多，仿徨和无奈的进舱电话越来越少。
同在北外滩奋斗的我战友们在抗疫期间也有许许多多说不完的故事，承载着这个世界数不清的悲欢。比如与我同在电话组的周崇文，夫妻二人都在抗疫第一线战场上，家中只有老人照顾年幼的孩子，然而老人忽然在家中摔跤骨折，他回家照顾老人的同时，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电话……
在去志愿服务的路上，在20几个夜晚与清晨里，他拍下路上的风景。
北外滩街道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这里的老式弄堂倒映着上海人儿时的“里弄回忆”，与浦东“三大件”对望的浦西“天际线”高楼则畅想着上海的未来发展。现在，一切都按下了暂停键，我们想用自己的微末奉献，让这个城市重新焕发生机。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仿佛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战场上的每一滴汗水和泪水，都映射出人们的勇气和韧性。病毒的“子弹”打在了我们普通人身上，人们或许会有惶恐；打在“抗疫者”的身上，反而激发出了我们与疫魔战斗到底的决心。现在，疫情形势虽已向好，但还未结束，一个人的力量如同萤火，但我们还有更多在一线的普通人，大家齐心协力，凝成炬火刺破疫情的黑暗。我也将再次接起电话，“小高热线”，随时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