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孩子住居委会的第47天

我叫李云，是四川北路街道多伦居委的一名居委干部。3月31日，我带着11岁的儿子苗苗住进了居委会活动室，没料到，这一住就已经47天了。

带着儿子住进居委会

3月31日，浦西封控的前一晚，社区要求家住外区的居委会干部住进社区。由于孩子爸爸是派出所民警，早就在半个月前住进了单位，家里只有孩子一人，我放心不下，决定带着他一起住到居委会活动室。

每天，我早出晚归，几乎很难和儿子打个照面。早上6点洗漱完毕，我就出门去社区安排核酸、发放抗原、分发物资或是转运阳性病人和密接人员，工作一直忙到晚上11 、12点，有时临时有封控任务也会工作到第二天凌晨2、3点。

临睡前，苗苗都会打一个电话给我，他总是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也只能安慰他说：“宝贝，妈妈还有工作在做，你先睡吧。”

这样的日子一天又一天，每天回到住的地方，虽然已经累瘫，但看见儿子酣然入睡，我还是快乐的。

我也曾慌张崩溃流泪

4月初，疫情一天天严重了起来，居民区里的阳性病人逐渐增多，我和同事们都忙得喘不过气来，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记得刚刚开始做自测抗原的那天，尽管之前反复宣传过，自测结果显示阳性的居民不要出门，打电话给居委，疾控工作人员会上门核酸采样，但好几个居民还是拿着两条杠的抗原盒，跑来居委会问我“两条杠代表什么意思”。我知道两条杠意味着疑似感染，但看着居民们惶恐的眼神，我只能强装冷静，让他们赶紧回家，等待疾控人员上门。

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位志愿者不幸感染了新冠，得知确诊的消息，我们都崩溃了。大家既怕自己感染，更怕自己回家传染给家人。那一晚，同事们以纸板箱为床，都在居委会活动室打起了地铺。为了防止传染，苗苗也被临时安置到了其他地方。

马路成了我们的“银河”

我打电话给老公述说了情况，我的崩溃让他很是担心，他立刻请了一个小时假来看望我。深夜，站在居委会门口那条熟悉的马路上，我让他不要过来，就这样，隔着一条马路，我们两两相望。

那一刻，我多日的委屈、恐惧、担心都涌了上来，我站在这边放声大哭，他静静地看着我，慢慢地安慰我。大哭一场以后，心情也好多了，我决定继续回去战斗，他也转身回到了他的战场。

第二天，同事们擦干泪痕，继续穿上“大白”，我们又走进了社区，忙我们该做的一切，唯一的变化是那几天，我都没有回到住的地方，儿子一个人至少是安全的。

累点、苦点也是值得的

整个四月，我负责的居民区疫情都很严重。这里大部分是新式里弄，很多人家煤卫合用，同时部分居民喜欢到处串门，传染的风险很大。

高峰时，几乎每条弄堂都有阳性病人，我每天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劝导居民足不出户，并拿着小喇叭走街串户，但还是有人不听劝，李老伯就是其中的一人。起初，劝他回家他还要骂人，直到抗原异常他才后悔没有听我的劝，从方舱回来李老伯真的再也不出门了。

我日常的工作除了做核酸时穿大白帮助扫码、维护秩序，还要送助老餐、发放抗原和政府物资。我负责的居民区有三十多份助老餐，早上10点，我和同事们就骑电瓶车去一份一份送餐，下午再送一次，看到老人们吃上热乎饭，我的心情也会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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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封控时间延长，很多老人不会团购、网购，政府的物资成了他们居家生活的重要期盼。物资都是米面油蔬菜，又多又重，天热又怕会坏，我很着急，就骑上三轮车去一家一家送，200多户人家，来回跑几十趟才能送完。最高温度28度的那几天，送完物资全身早就湿透了，但看到居民们拿到物资的兴奋劲，累点、苦点也是值得的。

作为妈妈我很愧疚

作为妈妈，我是愧疚的，好在苗苗很乖，白天一个人在住处上网课，老师们知道家长在抗疫一线，也对他特别关注。让我感动的是，得知我担心儿子的吃饭问题，热心的居民阿姨每天中午给他送一次两顿饭，晚上自己加热一下。有一天阿姨做了带鱼，苗苗知道我爱吃带鱼，还留了两块给我吃，虽然到家已经凉了，但心里还是暖暖的。

五月，疫情慢慢控制住了，我微信运动的步数从三万多步到一两万步到现在七八千步，相信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前几天，看到苗苗写了一篇作文叫“心愿”，在作文中他写道“希望疫情快快过去，爸爸妈妈早点完成手上的工作，一家人能够团聚”。我看了心里酸酸的，真的希望疫情快点结束，大家都能早点回家，上海恢复往日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