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召开。周恩来以中共留法组代表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出席党内最高规格会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四大纪念馆（摄影：杨伯荣）

周恩来的此次虹口之行，既和其他代表一起为中共四大的重要决策作出了贡献，而四大的各项正确决策，也对周恩来革命思想提供了丰富营养，为他之后领导革命实践作了充分准备。

在四大路线的指引下，周恩来组织开展了建党、建军和建政的工作，在广东许多县市建立了工会、农会和青年、妇女组织，并派遣共产党员和黄埔军校毕业学员，帮助一些县市建立和训练工人武装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他一路指导地方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在黄埔军校内部，周恩来和我们党指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其发展态势也大大超过了蒋介石控制的孙文主义学会。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周恩来始终把握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之精神，“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建议在这次大会上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但由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该方针未能贯彻。但在具体工作中，周恩来多次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坚决反击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建议，并在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 《人民周刊》上发表 《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表明革命立场。

为配合北伐军向南京和上海进军，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由于准备不足而失败，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市民政府，成为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成功与周恩来的正确领导密不可分。

▲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周恩来

1926年12月，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秘密离开广州，至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来到上海后，周恩来住在虹口东鸭绿路（今周家嘴路628号处）。第二次武装起义时，周恩来作为参加者，熟悉情况。为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被委派负责起义的军事工作，担任特别军委负责人和武装起义总指挥。而在准备和领导武装起义的过程中，虹口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周恩来的足迹。

▲周家嘴路626号旧址

一方面，虹口是周恩来与陈独秀等工人运动领导人商讨工作之地。1926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从罗浮路迁址北四川路安慎坊（今四川北路东宝兴路）。1927年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陈独秀曾寓居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并在此召开中央局会议。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和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在此汇报工作，并同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等共同商讨工人运动工作方案等。此外，位于狄思威路（今溧阳路）麦加里21号的上海总工会秘密机关，也是周恩来与工运领导人商讨工作之地。1927年3月21日，上海总工会在此发布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同盟罢工令。

另一方面，虹口是周恩来领导工人运动和武装起义的重要地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闸北是全市起义的重点，周恩来赵世炎任正副总指挥。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很多原属闸北的地区现属于虹口。各个据点中，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及天通庵火车站一线，是战斗的关键。当时，一列载有五百名直鲁联军的军车由吴淞开回上海。吴淞方面立即报告总指挥部。周恩来闻讯，当机立断：“不能让这一列车进入上海，如让它进来，第一，会冲破我们的虬江路防线；第二，列车上的武装进入北站，将增加我们攻击的困难。”于是，周恩来立即调集一批铁路工人纠察队前往天通庵站南段破坏铁路，并抽调三、四百名精兵，赶到天通庵站两侧埋伏打伏击。

这次伏击战，共俘虏敌军300余人，缴枪400余支。天通庵站的胜利，不仅缴获大批武器，武装了工人纠察队，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的斗志，增强了胜利的信心。以周恩来为首的起义指挥部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决定向北站的敌军发动总攻，并一举攻占北站。当天下午6时，武装起义完全胜利。

1926年底，周恩来到上海后，逐步参与党的中心工作，并参与工会工作、农民运动、兵运工作等。虹口与周恩来的这些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是中央开会联络处。1928年，黄玠然受命在虹口北四川路永安里（今四川北路1953 弄135号）建立了一个中央开会联络的机关。中央领导同志在这里阅办文件，周恩来、罗登贤、李维汉等都到这里开会，商量工作。后来，机关搬到浙江路清和坊。

二是中央特科的武器储存处。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在上海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周恩来创建和领导了中央特科。特科的基本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当时，为掩护地下工作，急需租房设立各类机构。但租房需要“殷实店铺”作保。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经过多方努力，特科逐步设立了3个店铺，并在这3个铺户的担保下，在上海各处租房赁屋，建立秘密工作地点。这3个店铺中，其中一个就是位于老靶子路的三民照相馆（今虹口区四川北路武进路转角处）。1930年，中央特科在三民照相馆内设立武器储存处，由陈赓负责保管。1931年4月原中央特科第三科科长顾顺章被捕叛变后，武器储存处遭破坏。

▲三民照相馆

三是永安里隐居处。1927年至1931年间，周恩来的二伯父和二伯母等人在永安里44号居住。周恩来生父也居住在此，常帮助周恩来做秘密联络工作。周恩来夫妇多次到这里探望亲人。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与陈云采取紧急措施，将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成员安全转移。周恩来和邓颖超随即移居永安里44号。同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环境更加恶劣，党中央只得基本停止工作，周恩来于同年12月上旬离此赴苏区瑞金。

▲永安里44号

此外，在文化工作方面，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与“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关系密切。“左联”成立前的1928年，上海文坛爆发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同志对鲁迅进行批评攻击，鲁迅对他们进行反批评。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下，这一论争才得以结束。那么，究竟是谁制止了“革命文学论争”？根据楚图南的回忆，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参加“六大”回国途中，在哈尔滨从鲁迅的学生任国桢那儿了解到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并当即表示不应当把鲁迅作为斗争对象，而应团结鲁迅，共同对敌。之后周恩来到上海，指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制止了这次论争，并与鲁迅联系组建“左联”。当然，也有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认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进行的干涉。然而，据现有的史料，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周恩来在某些场合的确是表达过团结鲁迅、停止争论的观点的。另外，周恩来与“左联”相关领导人私交甚密，经常去他们家里做客，而虹口区正是郭沫若等“左联”领导人居住的地方。